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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前，刘少奇在书记处中的地位仅次于朱德，但他是在4O年代后期作为毛的主要的政治助手和党的日常工作的管理者而崭露头角的。他同毛几乎毫无共同之处。他工作勤奋，处事慎重，而且还相当严肃，正如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教授的一句名言所说的，他是一个地位显赫的灰色人物③。但他又很自负，而且还很固执。他会越过毛毫无顾忌地发指示，或不顾毛的意见而对一些政策问题发表看法。如上所说，毛在1953年指责他擅自下发中央文件；1951年，他还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个批语，并使之广为传播，他在这个批语中把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思想说成是“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④。然而，他的这种独立性和他对50年代初期的社会变革所持的谨慎态度，不仅没有使毛决定在这个时候降他的职，或使毛对党和国家的发展前景失去信心，反而使毛认为他才是接班人的最合适的人选。
刘是一个贫农的儿子，他是在延安成为毛的最密切的政治伙伴的，至于他为什么会成为毛的政治伙伴和他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其中的详情还无法搞清楚。也许毛信任刘是因为他感到刘比书记处中他周围的那些知识分子更容易相处。他和刘都是湖南人，他们都来自农村，都是土生土长的共产主义者（尽管刘于20年代初在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呆了一年，但他过得并不愉快）。对刘而言，也许他认为积极地把毛推上党的领袖的地位比采取其他手段更有希望在党内得到迅速的提升。他在40年代的几次谈话都清楚地表明，他对毛的态度比他同时代的人对毛所持的那种英雄式的崇拜要成熟得多。1942年，他对一些同事说：“什么是主席？我从未听苏联人管列宁叫列宁主席。”1947年，他在一次会议上（这时，毛还不是党的任何一个机构的主席。不过已经有传言说他有可能成为政治局的主席，果然他在1943年得到了这一职务。——原注说：“在世界上没有完美的领袖，这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一样的，无论是在中国或其他国家。如果有这祥一位领袖，他只不过是猪鼻子里插葱——装象而已。”⑤
在政府中，同刘极为相似的一个人物是周恩来，他在1949年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在颇受尊敬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领导下行使职权，同时，他还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周恩来才思敏捷，精明干练，且能言善辩，他以一个外交家和演说家的天才而闻名于世。他还是一个具有坚定信念的人。他从未怀疑过，中国必须先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建设独立、富强的现代化国家的必经阶段。然而，与毛不同，他并没有把革命本身作为一种理想。他也不像毛那样为中国人民的贫穷和愚昧无知而庆幸；相反，他想尽快革除这种状况。他更不像毛那样热衷于群众运动，也不像毛那样不信任中国的知识分子——这个阶层有四五百万人，他们全都受过中等和高等教育。
周工作勤奋，至少在这一点上他同刘完全相同。他还十分注意自己的举止、衣着和讲话的每一个细节，对于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也照顾得无微不至。有许多故事都是讲述他是如何关怀卫士、司机和厨师，以及他是如何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去探望病人或为他们安排更好的治疗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成了数百万老百姓的英雄，在那个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的年代，他毅然挺身而出，为他们主持公道，向他们表示同情。
到1952年邓到北京时，新的国家领导层已基本上实现了其最初在共同纲领中确定的目标，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早期谈话中所提及的目标。在政治上，除台湾和一些近海岛屿之外，已经在全国各地建立起了它的政权。在这个进程中，专政机关在全国范围内清除了反革命分子、各种暗藏的敌视共产主义的国民党分子，拥护国民党的工会组织者、城市匪盗和农村的土匪（包括1927年在井冈山同毛泽东合作过的两个士匪首领中一个人的儿子）。这场运动从1951年2月开始，一直持续到1953年的春天，其特征是：毫不留情，并依靠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来辨别那些应该受到惩处的人和决定他们的命运，而不是由军队和政府出面决定。被处死的人达几十万之多，还有许许多多的人被关进了监狱。其结果是沉重打击了暗藏在城市居民中的国民党残余分子，从而结束了国民党在一些城市和农村的不法统治，使全社会对共产党人产生了一种敬畏之感。
在社会上，领导层已几乎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的一切任务。在农村，除一部分非汉人居住区外，土地改革在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完成。在工业城市，官僚资本家，即那些经营从日本企业主那里没收来的工业企业的国民党官员，已被赶走。许多外国所属的企业被接管，其中有一些是被完全没收的，但通常都是向他们施加压力，迫使他们交出他们的财产以偿还他们所欠下的债务。在近代国民经济的产业部门中居支配地位达一百年之久的外国经济已经濒临灭绝的边缘。
在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的任务之后，领导层便开始把矛头指向了民族资产阶级，在理论上它是掌握政权的四个阶级集团中的一个阶级。在1952年6月的一个秘密指示中，毛写道“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的主要矛盾。这个指示并没有公开发表。但到仲夏，几乎每一个人都确信，民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都要受到冲击。四个月后，工厂主和店主便成了反对“五毒”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的目标。同镇压反革命运动一样，这场运动很快便以“五反”运动而闻名。也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动广大群众参加的运动。数以百计的商人自杀，好几千人不得不交出巨额罚款或拖欠的大量税款。
在农村，领导层同样也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的任务。土改一结束，农村的支部就开始动员那些无地、缺少牲畜和农具的农民联合起来，组成互助组。一开始，互助组的规模很小，大概只有一二十人，并且是季节性的；也并没有强加上党的意志以促进这些“社会主义萌芽”发展。
在经济上，国家业已顺利地完成了各项任务。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中央政府为紧缩发展经费以追加军事预算而制定的“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在中国参加朝鲜战争后使通货膨胀进一步得到了控制。尽管经过了土地改革、五反运动，并中断了中国同西方的贸易往来，但1952年的工农业产量仍然超过了日本人侵前最好的年份（并大大超过了1949年的产量）。这一成就的取得主要是国内和平环境的自然的回馈，还有部分原因是共产党获取了日本在东北建起的工业基地、东北工业基地对取得上述好成绩的影响是很大的。
1952年，当邓小平到达北京时，党的最高领导层已达成了一个共识，即朝鲜战争所带来的战时紧张状况一结束，中国就应该立即开始实施迅速发展经济的计划，而且这个计划应该仿效苏联斯大林的模式。它的主要特征是，国家集中大部分资金用于工业建设，在工业方面集中发展大规模的和资金密集型的工业项目。这时，领导层中似乎没有一个人提到农业问题，即农业如何能满足迅速增长的城市人口对粮食的需要，以及如何保证工业计划的顺利进行。农业本身几乎没有得到任何中央投资，似乎也没有人提出过，要为城市人口提供衣服和其他消费品，并能更快和更多地收回投资的轻工业，为何所能得到的投资还不足全部中央投资的百分之十。当时的中国还完全照搬了苏联的机构及其职能。这些机构包括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和一整套的工业部委，每一个部委都管辖着本领域内的所有的工厂，其中包括旧的和新建的工厂。其主要职能是为原材料的均衡分配制订计划，并按照这一计划拟定所有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和分配表。
另一方面，高层领导对社会政策也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在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