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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会计师行业因违法付出的成本（即受惩罚的机率与惩罚度）高于律师行业，关于会计师出具伪证明与伪报告的事情屡被披露，其结果已导致中国中介机构的信誉危机，以至于中国大陆的公司与企业到境外上市，由大陆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财务及审计报告无效。在这种强烈的信誉危机下，这一行业已开始自省，但这种“逼良为娼”的社会环境如不能改变，这种自省不会对会计师行业提高行业道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尽管社团组织的发展面临许多问题，如不能捍卫其所代表的利益团体的利益，也基本上不能参与社会的公共决策过程，更不具备与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但是还是在社会生活中形成了一块以前从未有过的、社会与政府都认可的“交叉地带”，只要这些地带继续存在，并且不受到人为的抑制，它在中国社会未来的转型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与影响就会越来越大。毕竟这些社团组织在铁板一块的社会生活中为公民提供了一块非强制性、自愿参与的公共活动领域。
两极分化的高风险社会
改革之初，中国大多知识精英设想中国将进入一个中产阶级社会。因为中产阶级占主流的社会，对稳定社会有极大好处：一、中产阶级是社会高层与社会底层之间的缓冲层，当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主体时，社会高层与底层的冲突会缓和，这是社会稳定的政治原因；二、中产阶级在社会上代表温和的、保守的意识形态，当这种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时，极端的和激进的思想和冲突很难有影响力。这是社会稳定的思想原因；三、中产阶级是引导社会消费的主要群体，当中产阶级占社会的多数时，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就保证了社会庞大稳定的消费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经济原因。私有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瓜分国有资产的过程，以及几年来的股份制改造过程，都使人们怀有这样的期望，部分知识精英认为中国腐败有利于消除旧体制就是基于这种认识。
然而社会局势的发展却令人失望。由于中国以权力市场化为改革的起点，出现了严重的利益分化。现状表明，中国现在不但没有形成以中产阶级为主的菱形结构社会，其社会结构反而与南美国家、东南亚的泰国、菲律宾等国相似，成了贫富悬殊极大的两极分化社会。本节的分析可看出，各个阶层的人数表明中国社会是一个金字塔结构：上等阶层数量极少（1％），中上阶层与中下阶层的数量相对不足（15。4％），而下等阶层（69％左右）与边缘化群体（14％左右）则相当庞大，80％以上的民众属于社会下层与边缘化群体，中产阶级（即中上阶层与中下阶层）从数量来说很不发达。按照世界现代化的经验来看，大学教育是造就中产阶级的机器，大学教育的重要功能之一是让人们通过教育接受主导规范即中产阶级的规范。而中国现在能够到大学接受的教育的人毕竟只是总人口中的少部分。从中国现存的经济结构、教育结构与职业结构来看，中国现在缺乏造就中产阶级的途径。
阶层分化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从中国大中城市基本上已形成富人居住区，并形成一个个戒备森严的高尚住宅区，以及城市居民消费格局的阶层化——已形成专门供富人购物的各种精品店与专门供穷人消费的地摊等消费分层现象——可以看出。由于财富分配的源头是权力市场化，精英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政权层面上总体性血缘资本代际替换，而中下层社会成员在现实面前明显感到自己的被掠夺——最明显的是国有企业大批破产，工人大批下岗，却没有一个经理厂长因此沦落到工人那种贫穷的程度，最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破产转卖的企业经理还被购买者请去继续做总经理，这绝对不是看中他们的经营能力，而是在侵吞国有资产的过程中，这些经理厂长们配合有功——在这种相对剥夺感驱使下，他们的反社会倾向越来越明显，不断出现的城市恐怖活动，以及一些专门针对富人的人身伤害，还有国有企业出现的破坏生产活动，都是这种阶层冲突的表现。社会紧张程度可以从犯罪率的不断上升，杀人碎尸等恶性事件经常发生中管窥蠡测。
倾斜的社会基础
中国的现状从根子上来说，既是体制原因，也算落后陈腐的干部选拔机制的一种“报复”。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的几十年，选拔干部一直未形成一套合理的机制。既没有一套合理的考试制度，也缺乏公开民主机制，仍然停留在神秘化的封闭状态。由领导“发现”人才与组织部门“关怀”人才，甚至是“一把手”拍板选“接班人”，至今仍是中国政府选拔干部的基本运作模式。这种模式容易滋生任人唯亲，跑官、卖官等消极腐败现象。前一向报纸上披露一个县委书记在其任上，先后“卖”了两百多个官位就是一个例证。
中国现在饱尝这种干部选拔机制的苦头。传媒不断披露的层出不穷的贪污案件与各种鱼肉人民的基层干部，仅仅只是其中很小部分。大部分案件因各种原因，传媒不能自由报道。从目前权力精英的所作所为来看，这是一个整体素质奇差的权力精英集团。作为权力精英，一般来说，除了具备较强的社会管理能力之外，还应该具有这样的基本素质：既要能为本阶级利益着想，还要能为其他阶层利益着想，只有让每个阶层在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中分到一些份额，才是长治久安之策。而中国为数不少的权力精英们，既不能为其他阶级的利益着想，甚至连为本阶级的共同利益与长远利益着想都做不到。不少人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只要其位置具有含金量，就与贪污腐败结缘。他们自己也知道这样下去，这个国家必然没有前途，这就是他们一方面高喊“社会主义中国好”，另一方面却将其子女亲属通过各种途径送往国外的真实缘由。
目前中国的经济决策中，也出现了一个与以往二十年不同的特点，即越来越多的政策，不再是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而是明显地赐惠于特定的利益集团。许多关系到国民经济兴衰的重大政策，如调整重复建设造成的畸形产业结构、解决银行的坏帐等，因与部分政治精英及经济精英的利益密切相关，始终难以真正解决。而一些与调整产业结构直接相违背的政策，如小汽车生产已严重过剩，我国交通基础设施现状也跟不上，却一直在享受各种优惠政策，继续“发展”。房地产大量过剩，造成了银行大量贷款冻结，但却还在继续建造，明知中国老百姓的购买力不行，但因降价触及到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一直处于“雷声大、雨点小”的状态。一些有助于缓解社会不满的政策，如堵绝公车私开、减少公费吃喝、防止对农民的乱摊派等，却大多是在各衙门中旅行的公文。而一些运用公众资源，为特定利益集团谋利的政策，却出台迅速、实施果断。近两年来一系列的裁员、削减社会福利的政策，在经济萧条时期都明显是加快衰退、增加社会冲突的举措，但其减轻国家负担的意图则十分明显，出台十分迅速。最典型的例子是1999年上半年用政策与国家舆论在证券市场上“造市”，这一举措的实际结果是便利一些利益集团先用公款或银行贷款将低迷的证券市场拉高，再伺机出手，让普通股民去承担股市回落的损失。这种饮鸩止渴、不利于国家稳定的政策居然能够行之于世，说明参与决策的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极为短视，对由他们亲手塑造的中国未来已丧失信心。
种种迹象表明，政府在精英与民众之间其实已进行了选择。出现这类倾斜，除了与执政党的社会基础早已倾斜有关外，还与整个社会已成为一个“寻租社会”有关。近几年来，经济上发迹的一部分政治和经济管理精英，对经济政策的方向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他们所主张的政策，并不考虑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其着眼点基本上放在一点：是否有利于自己这个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关心的是如何保住权力地位，保住自己能插手操纵的资源和机会，以及如何甩掉或减轻政府所背负的维护社会大众利益的包袱，而少部分知识精英则正在论证这样做的“合理性”。
中国这条“船”正在由不少掌权的“精英”们共同努力将它凿沉，而部分权力精英们却早已为其家庭成员们准备好了后路：做不成共产党的官，还可以到国外当寓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