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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行联邦制。苏军占领捷克之后，杜布切克暂时留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各项改革，已无法开展，但在联邦制问题上，因不触及苏联利益，尚可实现。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２７日，捷国民议会通过建立联邦制的宪法性法律，１９６９年１月１日该法律生效。法律规定，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是两个平等的兄弟民族，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联邦国家，它是两个民族各拥有自决权的、权利平等的、民族国家的自愿联盟。除了联邦议会和政府，两共和国各设议会和政府，作为两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和最高执行机关，但同时必须执行全国性的宪法。宪法性法律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特别是在尊重斯洛伐克民族利益方面，迈进了一步。
四、大力发扬民主。杜布切克等人改变了捷共的领导作风，注意同群众的联系，听取下面的意见。起草《行动纲领》时，改变过去的作法，先交州委讨论，集中意见，交给中央，再作决定。中央全会和书记处开会讨论情况，公开发表。党不包揽一切，使议会成为真正的决策机构，政府对议会负责，而不是对党负责。
６月２６日，议会决定取消新闻检查，实行新闻自由。政府不再干预教会事务，同意梵蒂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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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３２４
捷各教区新主教候选人的提名。允许建立各社会团体。捷共中央决定９月９日召开非常１４大，进一步推进和发展民主改革运动。
以杜布切克为首的捷共中央面临着许多矛盾和困难，这些矛盾和困难最终导致改革的失败。
一、领导集团不团结。
杜布切克虽然改组了领导班子，但这个班子成份复杂，不少人并不支持甚至反对他的改革。如比拉克、英德拉、雅克什等，就站在他的对立面。支持杜布切克的领导人，如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齐萨日等，又认为杜布切克改革不够彻底。因此，杜布切克受到两派人士的掣肘，往往采取折衷立场，难以有较大作为。
在政府里，一方面有切尔尼克、希克等人的支持，但也有像胡萨克、什特劳加尔这样的副总理，后来成为埋葬“布拉格之春”的人物。
在中央委员会里，反对改革的人几乎占３０～４０％。
二、新闻舆论界不听指挥，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失控现象。
“布拉格之春”
是一场大规模的改革，社会上各种人物纷纷亮相，斗争复杂。
杜布切克等强调要警惕“左”和右的干扰，呼吁新闻界保持冷静，不要有过火言论。但形势发展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社会上出现的某些现象，使比拉克等人深感不安，也给苏联领导人的干涉提供了借口。其表现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新闻导向失控。报上几乎每天出现耸人听闻的报道和文章，从揭露５０年代政治案件的“内幕”到否定捷共的领导，从主张清理秘密警察到主张解散工人纠察队，从揭发苏联“参与杀害”前外长马萨里克到宣扬美军在解放捷克斯洛伐克战斗中的作用。
连捷共中央的报纸《红色权利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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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称，今后要“独立地”为制定党的政策作出贡献。而在这方面的突出事件是６月２７日作家瓦楚利克起草的“两千字声明”。
这是一份由若干知识分子提议而写成的告人民书。
声明在承认捷共领导及其《行动纲领》的同时，攻击捷共变成了“权力组织”
，它把“自己的专横说成是工人阶级的意志”。声明号召群众行动起来，以各种斗争形式，甚至拿起武器，要求滥用职权的人下台，支持按人民委托办事的政府。声明针对苏联的压力，提出反对外国干涉。这一声明受到各界不少人士的支持，其中包括若干捷共中央委员和一半以上的县党代表会议。在声明上签名者达数万人。声明发表后，苏联方面迅速作出反应，指出它是“反革命的纲领”
，敦促捷共注意这一危险。
捷共中央主席团两次发表声明，指出《两千字》是“对整个民主化进程的明显威胁”。杜布切克对局势表示严重关注。另一位领导人英德拉则给州党委发电报，要他们制止“反革命煽动”。
捷共主要领导人多次提醒知识分子和新闻界，不要采取“极端行动”和“过火行为”。但实际上难以完全控制。各种言论在报刊上不断出现，剧作家哈韦尔当时以《论反对派》为题，在《文学报》上撰文，鼓吹“要结束一党统治，实行政治多元化”。
三、各种社会组织纷纷成立。
１９６８年３月３１日，成立了所谓“Ｋ—２３１俱乐部”
，这是由过去被捷当局关押过的政治犯组成的，以反对捷共的政治迫害为宗旨。他们过去是根据编号为２３１的“保卫共和国”而被监禁的，故以此为名。
“非党人士俱乐部”
，是一批作家、哲学家建立的在政治上与共产党抗衡的组织，其领导人为剧作家哈韦尔。哈韦尔当时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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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独立作家协会。捷共领导下的青年组织濒临瓦解，各色各样的青年组织宣告成立。被停止活动的社会民主党正在恢复活动。教会蠢蠢欲动，上书政府，要求摆脱国家对教会的领导。
四、杜布切克面临的最大危险是来自苏联。
《行动纲领》刚开始实施，就被苏联的坦克碾碎了。
第二节 苏联入侵和改革夭折
苏联领导人密切注视着捷形势的发展。勃列日涅夫从霸权主义的“有限主权论”出发，粗暴干涉捷内政。苏党政军领导人多次访捷，对捷施加压力。
苏联报刊更是连篇累牍，对捷领导进行攻击。苏多次召开苏、波、民德、匈、保五国领导人会议，对捷进行围攻。
３月２３至２５日，上述５国领导人同捷领导人在德累斯顿会晤，讨论捷局势问题。
５月８日，５国领导人在莫斯科会晤，苏提出要对捷实行经济制裁和军事干涉。
７月初，５国领导人分别致函捷共，对捷国内“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活动感到忧虑”
，提出７月７日在华沙同捷举行６党高级会晤。捷共领导人因无法离开本国，建议分别举行双边会晤。
７月１４～１５日，５国领导人在捷未参加的情况下，在华沙开会，指责捷共未回击“反革命势力”
，而捷局势已威胁到苏联等国的“共同利益”
，因而“不能置之不理”。
７月２９日至８月１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全体出席在捷苏边境城镇切尔纳举行的双边会谈，苏方提出，捷应撤销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捷民族阵线中央主席克里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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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和党中央书记齐萨日等人的职务，不允许社会民主党恢复活动，取缔非党人士俱乐部和“Ｋ—２３１俱乐部”
，恢复新闻检查等。
８月３日，５国领导人同捷领导人会晤于布拉迪斯拉发，声称“保卫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成果，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主义义务”。在此期间，苏、波、民德、匈、保等国领导人还同捷领导人进行了双边会晤，对捷施加压力。苏联等国的领导人坚持认为捷已出现反革命形势，要求捷领导采取果断措施，撤销《行动纲领》，停止改革，更换领导班子，取缔一些组织，恢复新闻检查，保持原有政治、经济体制，继续忠于苏联，否则，他们就将出面制止捷的反革命，保卫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安全。
苏联等国在对捷施加政治压力的同时，还不断进行军事威胁。
苏国防部长、华约总司令分别访捷，苏联等国军队在捷边境地区和捷领土进行频繁的军事演习，有的苏军在演习后留驻在捷境内，实际上开始了对捷的占领，并为大规模入侵加紧准备。苏联对捷所采取的另一策略是，在捷领导集团中培植亲苏势力，打击杜布切克等改革派，企图在必要时取而代之。捷领导人杜布切克等坚持改革立场，认为捷不存在反革命形势，不存在捷脱离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危险，强调捷要“独立地根据自己的考虑，决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最有效的方法”
，表示“捷将忠实履行华沙条约的义务”
，在“相互尊重、主权、平等、互利和国际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