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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统一的领导。当时的全民财产属于国家所有，对国营企业实行三级管理（部——总局——企业）
，企业在计划、财务、人事等方面都受到上级机关的控制，没有多少自主权。国家计划任务是指令性的；供产销由国家机关安排；投资基本掌握在国家机关手中，主要掌握在联邦手中；基本产品的价格由国家规定和控制。这个时期被称作“行政业务领导时期”或“革命的国家主义时期”
，它对于医治战争创伤和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是必要的，并取得显著成绩。但过分集中的体制在实践中也开始暴露出一些弊端，如对企业管得过多过死使企业缺乏活力，压制了劳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单纯依靠行政措施，忽视经济规律的作用，产生唯意志论和强迫命令；权力过分集中使得行政机构迅速膨胀，滋长官僚主义；刻板的一刀切的工作方法容易忽视民族特点和地区差别。不过当时这些弊端和缺陷被解放后劳动人民的革命热情所掩盖，暴露得还不那么明显和突出。
第四节 情报局事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形成了雅尔塔体制的格局，东西欧逐渐发展成两大对立的国家集团。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在南共的领导下自然地站在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一边，发展相互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迅速增加双边贸易数额。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曾酝酿建立联邦。南斯拉夫主动免除了保加利亚２５００万美元的战争赔款。
当时南斯拉夫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则比较紧张。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南对西方国家袒护意大利十分不满。
１９４６年８月，南曾迫降和击落侵犯领空的美国飞机各一架。美国还干涉南国内对米哈伊洛维奇将军和斯特皮纳茨大主教的审判，减少或拒绝对南的粮食救济援助。
南共代表参加了１９４７年９月在波兰西部什克拉尔斯卡—波伦巴温泉疗养院举行的欧洲９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之间的情报交流和协同动作，会议决定设立情报局，总部设在贝尔格莱德，并将出版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情报局作为联共（布）控制、干预和指挥兄弟党的国际机构，实质上是共产国际在新形势下在某种程度上的恢复。在这次会议上，南共代表在联共（布）代表的授意下，对法共和意共战后的方针进行了批评。这就开创了二战以后在兄弟党的国际会议上干预别国党的内部方针的先河。
这个时期从表面上看，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关系密切，配合默契，亲密无间。实际上双方的矛盾日益加剧，关系日趋紧张。在东西方冷战激化的国际背景下，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企图把南斯拉夫像其他东欧国家那样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这遭到了以铁托为首的南共领导的坚决抵制。双方历史上的积怨和战后相互关系中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导致冲突加剧。
南斯拉夫方面抱怨苏联：在１９４２年由共产国际出面反对南斯拉夫成立临时革命政府；１９４３年１１月南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后苏联仍长期承认伦敦的流亡政府，不承认铁托领导的南全国解放委员会；战争后期苏军追击德军经过南斯拉夫东北部地区，某些苏军官兵有严重违法乱纪行为，未得到妥善处理；斯大林和丘吉尔达成在南斯拉夫划分势力范围的秘密协议；战后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苏联没有全力支持南斯拉夫的要求；苏联时而主张时而反对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组成联邦；苏联企图通过成立合营公司和合营银行控制南经济等。苏联方面则指责南斯拉夫：准备派兵进驻阿尔巴尼亚，企图把它并吞；在对外政策上自行其是，不与苏联协商；苏联派往南斯拉夫的军事专家和文职专家处于敌对气氛包围之中；南斯拉夫国内有反苏情绪，苏驻南人员受到南公安机关的监视；南共内部混入了外国间谍等。
１９４８年初，苏联加紧对南斯拉夫施加压力。
２月１２日迫使南代表团签署苏南两国政府就外交政策问题进行磋商的议定书。
２月底，苏方推迟了与南斯拉夫的贸易谈判。
３月１８日苏联撤走了派在南斯拉夫的一切军事顾问和教练，次日又撤走了一切文职专家。以后在苏南两党和两国领导人的往来信函中，南方作了种种辩解，苏方则坚持原来的指责，并列举了新的“错误” ，决定要召开情报局会议来讨论和处理南斯拉夫问题。南共中央全会决定不参加情报局会议，并处理了党内赞同苏联意见的中央委员茹约维奇和赫布朗。
１９４８年６月２８日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情报局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
决议指责南共领导执行了一条“背离马列主义的不正确路线”，对苏联和联共（布）采取“敌视的态度”；抛弃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抹煞了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否认国内资本主义成分滋长的事实，无视农村的阶级分化，走上了“民粹党和富农党”的道路；责备南共领导修正了马列主义的党的学说，把党溶化在非党的人民阵线中，“党内没有民主、没有选举、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把党变成一个“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组织” ；由此断定南共领导已走上“背叛劳动者国际团结事业的道路，转向民族主义的立场”。决议号召南共内部的“健康力量”取代现领导，建立“国际主义的新领导”。
１９４８年７月２１～２８日，南共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当时有党员４６８２万人，预备党员５１６万人。
针对情报局的种B种指责，代表大会在总结革命和建设经验的基础上，用事实进行了驳斥。接着各共和国的党也先后召开代表大会，贯彻五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为了消除情报局指责的口实，南共中央在１９４９年１月通过了《关于共产党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生产发展中的基本任务的决议》，以政治运动的声势和行政命令的方式加紧推行合作化。
在党内和国家机关内开展了清洗情报局分子的运动。凡是赞同情报局决议的人，都作为情报局分子开除出党和开除公职。据统计，由于情报局事件先后被开除的党员有５９５９６人，受其他惩处的有３１，１４２人。情节严重的人，作为背叛国家和人民的刑事犯，受到法庭审判，并被关入亚得里亚海上裸岛和格尔古尔岛劳改营。这样的人共有１６，３１２人，其中有十月革命参加者２人，西班牙内战国际纵队战士３６人，战前入党的党员２６８人，“１９４１年游击队纪念章”
获得者１６７３人，现役官兵２３００人，内务机关工作人员１６１８人，联邦和共和国的部长２３人，部长助理９９人，联邦议会代表３６人①。
除了南共中央委员斯。茹约维奇（当时任财政部长）和安。赫布朗（当时任计划委员会主席，曾任克罗地亚共产党书记）赞同联共（布）的意见外，南斯拉夫军队总参谋长阿。约万诺维奇上将、总参谋部政治部副主任布。佩特里切维奇少将、炮兵学院的弗。达普切维奇上校也拥护情报局的决议。他们三人相约在１９４８年８月１２日晚准备偷越国境逃往罗马尼亚，结果约万诺维奇被民兵巡逻队击毙，其他两人先后被捕，并被军事法庭判处２０年徒刑。此外，在苏联高等军事院校进修的南斯拉夫军官有一批人拒绝回国，在驻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使领馆人员和留学进修人员中也有部分人拒绝回国，这些人的总数约有５００名。
情报局决议公布后，苏联和东欧国家对南斯拉夫进行政治围攻，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南处境虽然十分困难，但坚决顶住压力，绝不屈服。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在布达佩斯举行的情报局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南斯拉夫共产党掌握在杀人犯和间谍手中》的决议，决议断言，南共领导已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转到“法西斯主义和公开背叛南斯拉夫民族利益的立场”，在南斯拉夫已建立了“法西斯式的反共警察国家制度”，因此，（ ①《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史纲》，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３４１页；《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历史》，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５０９页。）
１９５１年６月南共五届四中全会已发现在反对情报局分子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