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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的主要原因。捷领导认为，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未执行与捷签订的经济合同，不按计划向捷供应原材料和食品，是捷经济困难和计划失败的外部原因。
１９６２年４月诺沃提尼在中央全会上谈及此问题时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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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指出，中国大幅度压缩对捷贸易，减少了原料、食品、棉花、有色金属等重要物资的供应，加剧了捷经济的困难。事实是，中捷贸易在捷外贸中的比重仅占１％左右，起不了多大作用。
中国由于三年困难和经济调整，削减了对捷的贸易，对捷经济不产生重大影响。捷共领导人的讲话，只是为了转移人民的视线，也是出于追随苏联反华的需要。
捷国内不少人则持另一种看法。认为“三五”计划的失败，是捷共领导人不注意本国特点，照抄苏联经济模式，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的结果，也是追求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的结果。这种看法看来比较合乎实际。
还必须指出下列因素：捷经济发展虽已达到相当水平，但它的能源、原材料匮乏，１０％的天然气，９５％以上的石油，８０％以上的铁矿砂均仰仗苏联供应；对农业重视不够；粗放经营的潜力已经挖尽；与西方在科技水平上的差距日益扩大，产品在国际市场缺乏竞争能力；整个经济机制对迅速发展的世界经济和技术缺乏应有的适应和应变能力。以上是捷“三五”
计划失败的重要原因。
此外，由于当时国际形势紧张，捷国防开支增加，还承担了“大家庭”的所谓国际主义的援助任务。这无疑也加重了捷经济的负担。
在１９６２年１２月召开的捷共１２大上，由诺沃提尼作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他分析了“三五”计划失败的原因，提出了今后的１１项任务，把消除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失调作为头等任务。大会还决定制定１９６４年至１９７０年的七年计划，准备使捷经济从粗放式经营向集约化经营过渡，提出发展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环节，而以重型机械工业作为生产资料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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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农业被提到重要位置上，提出了“到１９７０年使农业达到工业的水平”的口号①。大会还决定发展消费品生产，注意利用本国资源和原材料，发展科技，加强同经互会成员国、特别是同苏联的合作，实行国际分工。大会提出要大力加强中央的领导，维护党的团结，开展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以及各种敌对思想的斗争，等等。诺沃提尼称，以上各项任务的总的出发点，是为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
，“为今后若干年内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条件”。
②很明显，在赫鲁晓夫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大致同时进入共产主义理论的影响下，捷共领导人仍受到超越阶段的思想束缚。
关于经济管理体制问题，捷共１２大针对１９５８年的改革，特别强调要加强党中央和政府对经济的领导和管理，强调计划的作用。认为中央不仅要决定计划的制定，而且要直接领导计划的执行。在生产、科技、价格、财政等部门，都必须如此。在农业中，也应以国家计划作为管理的主要手段。诺沃提尼强调说：“国家计划就是党的第二纲领”
③。这就是说，国家计划不仅是法律，而且成了党纲。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加强中央机关和政府各个部在执行国家计划方面的职责，在各级管理机构中加强中央的领导和纪律。
捷共１２大不再强调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注意价值规律和商品货币关系等经济杠杆了。
这样就否定了１９５８年的经济改革，使捷经济重新回到
①《诺沃提尼言论集Ⅲ，１９６２～１９６４》，捷文版，第２０页。
②《诺沃提尼言论集Ⅲ，１９６２～１９６４》，捷文版，第１４页。
③《诺沃提尼言论集Ⅱ，１９５８～１９６２》，捷文版，第６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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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的轨道。
第二节 捷共１３大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尝试
１９６６年５月３１日至６月４日，捷共召开了第１３次代表大会，肯定了捷共１２大提出的国家长期发展目标；同时指出，捷克斯洛伐克尚处于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开始阶段，而这一阶段比预料的要长一些。大会召开前，捷共在党员和群众中就大会的议题开展广泛的讨论。不少人对捷共党内和经济生活中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了批评，主张从政策和人事上予以解决。
１３大在党员和群众讨论的基础上，对经济形势进行了分析，认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制定未从捷现实可能性出发，规定了过高的发展速度，以致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受到破坏，生产和消费关系比例失调，对农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意义认识不足，国民经济发展缺乏必要的后备，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结果导致“三五”
计划的失败和经济发展的停滞。大会决定继续发展生产力，改革经济结构，以促进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会议通过了第四个五年计划（１９６～１９７０）的控制指标：国民收入增长２４％，工业增长３０～３２％，农业增长２０％，个人消费增长２１％；斯洛伐克工业增长超过全国的平均速度，其中化学工业增长８６％，机械工业增长６５％，消费工业增长３０％。
人们认为，同第三个五年计划相比，以上指标比较现实一些。
大会十分注意将捷经济纳入经互会的分工范围，特别强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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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合作，认为这是捷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提高的前提条件。由于诺沃提尼等主要领导人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的错误并未克服，加上国内政治斗争日趋尖锐，１３大决议未能进一步具体化，决议精神未得到认真贯彻，在许多方面还从决议的精神后退。
１９５８年的经济改革虽然被中止，但改革思潮仍在发展。
不少人在探索捷经济的出路，捷共中央有部分人也逐步倾向于进行改革。以著名经济学家希克为代表的一些人率先提出了市场机制的原则，得到了一些领导人的支持。
１９６３年，成立了以希克为主席的捷全国经济改革委员会，经过比较充分的调查研究，于１９６４年提出了《关于完善国民经济管理工作的主要方针和党的工作》的文件，于１９６５年由捷共中央批准公布。
这是一个妥协性的决议。
一方面要求取消强制性指标，逐步实行灵活的竞争价格，并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分散投资决定权，但另一方面又强调计划的主导作用，保留几项指令性指标，实行自由价格的范围也比较小，仅达１０％。此外，在外贸、财政和银行工作方面的改革迈步还不大，文件还规定了较长的过渡期。文件公布后，由于种种阻力，改革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这引起许多人的不满。
在改革力量的推动下，捷共中央于１９６６年４月通过了关于改革的第二个文件，即《关于加速实施新管理体制的原则》。这个文件较多地反映了要求改革的主张。文件明确提出，必须尽快在最大程度上实行自由竞争价格，中央计划的作用是在大的方面对经济进行指导，而且须通过政府政策的间接手段来贯彻实行，不许给企业规定强制性指标，企业必须有真正的自主权，特别是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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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权，企业可直接进入外贸市场。此外，对企业实行统一税率的征税制，以代替现行的差额税制。文件还强调要运用社会主义的商品货币关系。按文件的规定，１９６７年１月进行批发价格改革后，立即将经济改革的主要措施付诸实施。由于捷共主要领导人犹豫不决，捷国内所积累起来的种种矛盾逐步具有危机的迹象，诺沃提尼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改革自然无法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第三节 捷共内部斗争和诺沃提尼下台
以诺沃提尼为首的捷共中央在坚持高度集中统一的苏联模式的同时，采取了若干重要措施，以求缓解社会矛盾，维护其统治地位。除了上述经济改革的措施以外，在政治上实行了以下重大步骤。
一、捷共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