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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干涉别国内政”。苏联一些研究机关提出应重新评价捷１９６８年事件，苏领导内部打算承认苏出兵侵捷“纯属苏方错误”。捷领导人雅克什等对此十分恼火，公开批评波匈“干涉捷内政”
，“帮捷国内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忙”
；对苏联也表示不满，进行内部交涉，希望苏联不要重新评价１９６８年事件。
捷国内反对派抓住１９６８年问题不放，要求为其平反。不少党员和群众也认为，为１９６８年事件平反，已是顺理成章，不这样做，捷改革和民主化无法起步。但是雅克什等坚持原有立场，１９８９年３月３０日他在捷共中央全会上重申，捷共对１９６８年事件的立场“不变”
，仍然坚持１９７０年１２月捷共中央全会所通过的《教训》这一文件的立场，即认为１９６８年事件是“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事件”
，苏联等５国出兵是对捷的“国际主义援助”。雅克什等还声称，捷现在所进行的改革，与１９６８年的改革毫无共同之处。
为了缓和捷国内的不满情绪，捷领导在１９６８年问题上也表现出一点松动。
雅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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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１９８９年６月１４日在中央全会上谈到１９６８年后被清洗的捷共党员时说，可以接受那些真诚为社会主义工作、积极支持党的政策和愿意回到党内的人重新入党，还笼统地说，要承认１９６８年捷共１月全会的结论。
①但这被人们说成是一种宣传姿态，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二、在改革问题上，捷领导一直面临着国内外的强大压力，它不能不改，但又不能深入地改捷领导指出，改革是为了加强社会主义，不是搞私有化；要扩大企业权力，但坚持通过计划来管理国民经济；运用价值手段，但不允许损害国家和社会利益，剥削他人，非法致富；加强对外经济交往，包括发展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贸关系，但不应过多地借外债。在具体政策上，仍坚持１９８７年２月通过的《３７条》，步子更加谨慎，强调要作充分的准备，包括一系列的立法和试点工作。捷领导人着重指出，在改革上不能被种种压力所左右，不能不顾本国条件，操之过急；也不徘徊等待，止步不前，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行动起来，不必等待上面的具体指示。过去，捷在大政方针上，一直是向苏联学习，亦步亦趋。现在，在改革等问题上，同苏联领导拉开了距离，同不大主张进行改革的民主德国和罗马尼亚的领导人加强了关系，引起了戈尔巴乔夫的不满。为了给改革作准备，捷制定和修订了许多法律，如国营企业法、股份公司
①那次中央全会选举杜布切克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标志着１９６８年“布拉格之春”
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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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农业合作社法、劳动法、经济法、对外关系法等，同时选定若干企业进行改革试验。总的讲，捷在改革方案上，未突破计划管理体制的框架，作法上小心谨慎，求稳怕乱。在政治改革方面，捷领导更是顾虑重重。
它提出实行民主化，加强法制，提出以民族阵线作为社会主义多元化的基础，不许削弱党的领导和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一切要有秩序地进行。
捷共提出要制订新宪法，修改党章，要减少党中央的部门，裁减政府官员，规定从县委至中央委员的任期不得超过１０年，注意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等等。为了给改革创造较好的环境，捷领导很注意抓经济问题。当时，捷工农业生产计划虽完成不佳，但仍有所增长，粮食生产达１１００万吨，食品供应较充足，外债在１９８８年为６７亿美元，是东欧外债最少的国家之一。预算收支平衡，１９８８年尚有结余。经济状况比波匈等国要好一些。但是捷领导承认，这种较好的经济发展是靠一系列紧缩政策才达到的。捷经济上长期积累的问题，如此例严重失调，计划完成不均衡，基建战线过长，科技发展缓慢等等，一直都存在，且有加剧之势。还必须指出，捷市场消费品供应不足，加之苏、波等国众多的旅游者到捷大量抢购，更加剧了捷市场的紧张，捷当局对这些国家的旅游者采取严格限制，没收其超过限额的商品，影响了捷同这些国家的关系。捷领导希望通过改革来缓解经济困难，但又怕重复１９６８年的老路，不敢突破旧的管理体制，在改革上未取得明显成就，未给群众带来好处。对捷改革产生了不利影响的还有以下事实：捷领导层除了在改革和１９６８年问题上存在政见分歧外，还存在着权力之争。经过长期较量，主张进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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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政府总理什特劳加尔于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１１日被解除了职务，由比较温和的阿达麦茨接替其总理职位。
三、在反对派问题上，采取严厉打击的政策。
鉴于波匈等国的教训，捷当局意识到反对派对自己的严重威胁，因而对它采取不妥协的政策。捷领导人和党的报刊经常对反对派的活动进行系统的揭露和批判，指出反对派中间存在反社会主义势力，得到西方的支持，它们利用改革和民主化的口号，煽动群众，目的是搞资产阶级的政治多元化，多党制，最后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应坚决拒绝反对派的政治要求。捷当局对反对派组织的主要人物实行跟踪、监视，对他们所组织的抗议示威活动实行镇压，逮捕其组织者，予以判刑，还打伤一些群众。捷当局不承认反对派组织的合法存在，不同他们进行对话。
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激起了国内更大规模的示威活动，也引起西方国家的抗议和苏、波、匈等国的不满。雅克什等人陷于更加孤立的境地。
第二节 反对派组织的发展及其与捷共的对抗
长期以来，以“七七宪章”组织为代表的捷反对派一直处于地下活动状态，仅开展一些零星的分散的活动，代表性不广泛，没有工农群众的支持。从１９８７年开始，随着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重大变化和西方国家的大力支持，捷反对派渐趋活跃。其活动有如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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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分散隐蔽形式发展到公开的有组织的形式，从少数团体发展到众多组织。
１９８７年３月１４日，“七七宪章”组织十多名负责人，公开在布拉格一个公墓集会，纪念该组织一位创始人，并向报界发表声明，争取更为公开的活动。这是“七七宪章”组织成立１０年来的首次公开活动。从此，捷反对派组织，利用各种纪念日，组织游行示威。参加者少则几千人，多则几万人，１９８９年达到数十万人。除了游行示威，反对派组织和宗教团体还开展针对当局的签名请愿活动。
１９８８年３月，教会开展签名请愿，要求宗教自由，据称签名者达７万人。
这时期，捷出现了各种反对派组织。除哈韦尔为代表的“七七宪章”派，还有１９６８年后被清洗的捷共领导人和党员组成的社会主义复兴俱乐部，其中有前捷共中央书记、外交部长等，有相当的政治影响。还有马萨里克协会、独立记者协会、美国之友协会、前政治犯协会、斯洛伐克青年天主教组织等等。
１９６８年后被禁止的一些组织，如“２３１”俱乐部等，也开始恢复活动。１９４８年后停止活动的社会民主党也宣布进入政治舞台。
蛰居２０多年的前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出来公开活动。
他写信给苏、美领导人，要求他们促进捷改革和民主化，多次对西方记者发表谈话，强调１９６８年改革的正确性，要求为其平反，主张在捷进行深入的改革。杜布切克等人还亲自参加反对捷当局的游行示威，出席群众大会，并发表讲话。
二、从国内转向国际。捷反对派的活动一向得到西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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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支持从８０年代起，西方领导人访捷，条件之一就是会见反对派和教会人士。西方广播、电视等宣传工具经常报道捷反对派的活动，起了联络、通风报信和指导作用。西方不少人以旅游者身分访捷，参加捷反对派组织的游行队伍，反对捷当局。苏联、东欧国家的某些官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