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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二十岁，重读《论语》，这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不巧，同一个时期，我又在读马克思的书，也跃跃欲试地想去干革命。我读《论语》，觉得孔子教人处世的方法很对，读马克思主义者的书，觉得他们批判孔子，说他麻痹人民的革命意识，维护封建统治者的政权，这些话也一点不错，确实如此。足足有三四十年，我的思想依违于孔马之间，莫衷一是。
“于是，我老了。重读《论语》，进入第三个阶段。我才发现孔子并不是什么伟大的‘圣人’，也不是‘思想家’，也不是‘哲学家’，他只是一个政客：在春秋战国时代，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奔走于王侯之门，献策求官，孔子也是其中之一。
“在春秋战国时代，大大小小的国家，都有两种矛盾。一种是国与国之间的矛盾。
强凌弱，众暴寡，面对强邻压境，小弱的国家都惴惴不安，谋求自保身家。这叫做国际矛盾，和现代一样。于是有一批政客出来为列国王侯提供外交政策，苏秦、张仪的合纵、连横，便是载在史册的著名外交政策。另外一种是国内矛盾。上有暴君、昏君，下有顽民、愚民，统治者一意孤行，不恤民困；被压迫，被剥削者，忍无可忍，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公然暴乱。暴乱壮大，便是革命，古称造反。于是有一批政客出来，为列国王侯提供防暴政策。孔子的一生活动，便是做这个工作。”
来客似乎有些吃惊。他说：“你把孔子和苏秦、张仪放在一起，这个观点从来没有人讲过。”
我说：“可能是没有人讲过，因为从来都把孔子尊得太高，又把苏秦、张仪看得太低。没有人注意他们的工作属于同一类型。”
他说：“可是，一部《论语》，里头没有提到孔子的防暴政策，到底他的具体措施是怎样的？”
我也有些吃惊，对来客看了一眼，我说：“具体措施？你还没有理解吗？”
他瞪着眼：“请你讲讲明白。”
我说：“孔子也创立了一个主义，叫做中庸主义。中庸主义有两块王牌：一曰仁，一曰义。仁是对统治阶级用的。他劝告统治阶级多施仁政，不要使人民控诉‘苛政猛于虎’。人民只要有一口苦饭吃，有工作做，养生送死，没有多大困难，他们自然就不会怨气冲天，起来闹暴乱了。义是对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用的。他劝谕人民在能够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条件下，要克己复礼，正名定分，即使有些愤怒不平要发泄，也可以发泄一下，不过要‘发而皆中节’。这就是说，人民的怨恨不能升级而成为暴乱，成为革命、造反。所以汉儒解释说：‘仁者，人也。义者，宜也。’人，就是人道主义；宜，就是安分守己，不为过甚。越过了这个宜的限度，就是作乱犯上，大不宜了。”
来客说：“这样一讲，很明白了。原来孔子的政治理论，也并不彻底。”
我说：“什么叫彻底？天下一切矛盾都无法彻底解决，因为矛盾本身也在运动，你要彻底解决，它会统一，会转换。我也知道孔子的中庸主义很可笑，简直是和稀泥主义，但是，在阶级矛盾尖锐化的时候，总还是一种缓和方法，可以暂时取得安定、团结。”
客说：“为什么你说暂时？”
我说：“我怎么能说永久？”
客说：“那么，中庸主义所取得的安定、团结就不是巩固的了？”
我说：“罗贯中早已说过：‘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哪有永久巩固地安定团结的国家？”
客问：“那么，暂时安定团结之后，又会怎么样？”
我说：“会两极升级。”
客问：“什么叫两极升级？”
我说：“在统治阶级这一方面，在安定团结之后，会以为天下太平，高枕无忧，于是得意忘形，变本加厉。一点点仁政，堆上了一大片苛政。在老百姓方面，生活水平提高之后，有新的欲望，新的要求，新的怨愤。于是，前一个矛盾升级了，前一个中庸主义失败了。”
客问：“那怎么办？”
我说：“孔夫子也没有办法，只好跟着提高中庸主义的规格。”
客说：“也许这一次中庸主义毫无用处了。”
我说：“当然，中庸主义不会永远麻痹革命意识。商汤、周武也不能不闹革命。”
客笑道：“所以称说是和稀泥主义，大有道理。”
我说：“我还不如陶渊明说得好。陶渊明说孔子是‘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
这‘弥缝’二字，更为形象化。他把国情比为一堵有裂缝的墙，孔子的工作任务只是用水泥石灰把裂缝填满，让它的外表仍然是一堵完好的墙。”
来客大笑：“妙极，妙极，陶渊明也早已看透了孔夫子。”
我说：“这也证明我的观点是有根据的。”
来客沉思了好久，郑重地问道：“既然孔子思想不过如此，为什么近来东西洋各国都在热心吸收孔子思想？难道他们觉得这个中庸主义还有用处吗？”
我说：“当然他们会发现它有用处。我说‘他们’，是指各个帝国、酋长国、君主国和资本主义民主国的统治阶级。他们一向对人民用高压政策，造成国内矛盾的尖锐化，城墙上的裂缝愈来愈大。读到孔子的《中庸》、《论语》，好比找到了水泥石灰。他们开始注意人民的生活福利，多开放些民主、自由和言论自由权利，这就是他们从孔子思想中体会出来的仁政。”
“依你的说法，孔子思想是适用于一切政治制度的万应灵膏了？”
我说：“我不信世界上有能治百病的万应灵膏。不过，能暂时止痛的膏药还是有的。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说孔子的中庸主义是不彻底的。这一点，你也已经理解了。如果找不到华佗、扁鹊，就贴这一张膏药也不无小补。”
“你说孔子是卖膏药的？”
“对！正因为如此，所以我说他并不伟大。从某种意义上看，他只是一个政客！”
一九九○年九月十五日
人道主义
比利时向来禁止人工流产，法律规定人工流产是违法行为。现在，看看这条法令行不下去，立法部门改定了一个流产法，放宽一下。这个新法令要呈请国王签署，颁布生效。可是，比利时国王说：他是天主教徒，妇女做人工流产是教义所不允许的。因此，他拒绝签署这个法令。
怎么办呢？——有了。
一九九○年四月四日，比利时国王放弃王权一天。
一九九○年四月四日，比利时内阁依照宪法规定的：当国王不能行使权力的时候，内阁会议可以代行国王权力。于是召开了内阁会议，代国王签了字。
国王没有签字，流产法生效了。
于是我想起孔夫子。孔夫子不忍杀生，屠杀牛、羊、鸡、鸭、猪的生命，以供自己口腹之欲，多么残忍！但是，他老先生偏偏喜欢吃肉，而且还要切得方方正正的四喜肉才吃。
怎么办呢？——有了。
“君子远庖厨。”
杀鸡、杀鸭、宰猪，让大师傅在厨房里干，这是大师傅的非人道主义行为。我没看见，也不知情。
我吃的是装在盆儿碗盏里的无生物。我吃肉，我没有杀生。
一东一西，一古一今，一个是圣人，一个是国王，两个人道主义的伪君子！
魔棍
古人写文章、抄书，都没有标点，也不断句。从帛书、竹简到敦煌卷子，历代以来，都是各人各读，各自体会，各自解释，倒也没有什么问题。宋元以后，有了断句，“五四”以后，有了标点，于是古书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同样一句话，同样几个字，加上一个圈，一个逗点，会产生不同的涵义，引出无穷的论争。
标点符号是乱天下文章的一根魔棍，岂不信哉？
你不信，有例为证：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是孔夫子的话，见于《论语·泰伯》。上下文都不相干，没头没脑的，不知哪一位高足弟子，记下了老师这么一句。从汉到宋，从小学生到老师宿儒，都在两个“之”字上读断。意义很明白，谁也不怀疑。老百姓，只能叫他们依照政策法令做人做事，不用叫他们懂得其中的道理。“由”是指行为的准绳，“知”是指这个准绳的理论根据。
朱熹注曰：“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看起来，好像还是这样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