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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和他的学生告子忽然谈到人性问题，告子脱口而出，说了一句“食色性也”。
从此以后，一部中国文化史，哲学史，生理学，心理学，永远把食与色连在一起，好像贪嘴爱吃的人必定好色。我讲到老人嘴馋，就有人提醒我：老人也好色。
那么，好吧，我们就来谈谈老人的好色。
许多人都以为嘴馋不丢脸，不妨承认；好色是见不得人的事，非但不可承认，而且必须否认。其实，也不用大惊小怪，在我们儒家先圣先贤的世界观中，好色也的确和嘴馋一样，不过是人性之一端而已。“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寡人好色”。“国风好色而不淫”。君臣、师生公然谈到好色，而且有人记录下来，写入煌煌经典。孟夫子还说过一句：“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简直骂不好色的人是瞎子。这样看来，好色又何必讳言？
不过，好色这个语词，大概古今意义不同。古人所谓好色，是多看几眼美丽的姑娘。
从头看到脚：“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盾。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已经是瞪着眼仔仔细细的看了。看到后来，不禁赞叹：“彼其之子，美无度，美无度！”如果再要进一步欣赏，那么可以到东门外去和姑娘们一起沤麻，趁此机会，和她们一起唱唱歌，或谈谈家常。“彼美淑姬，可与晤歌。”不过，这已经是青年人的行为了。老年人，大约惊赞一声“美无度”之后，就高高兴兴的回家了。既不想“君子好逑”，也不会“吉士诱之”。既不会约她“俟我于城隅”，也不会要求她“期我乎桑中”。
好色这个语词的现代用法，就把老年人排除在外了。既然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可见“好色”和“淫”是两回事。可是现代人用“好色”这个语词，却把“淫”的意义也概括进去了。从好色到淫的全过程，叫做“恋爱”。青年人的恋爱，犹如一场足球赛，许多人你争我夺，目的是把一个球踢入球门。球进入球门之后，恋爱就自行殒灭，生命进入另一阶段。
青年人的好色，以球门为目的，他是要有所获得的。老年人的好色，没有球门，故不想得到什么。孔夫子早已告诫过：“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因此，我们可以说，老年人的好色，是出于美感；而青年人是出于欲念，虽然同是性。
老人的好色，非但无所得，反而常常会有所失。这个失，与青年的失恋不同。老人所失的，不是一个进门球，而是一种审美趣味的幻灭。世界上有多少老人，见过多少美丽的姑娘，过不了几年，就看见这个美丽，已变成老丑。甚至，在看到她的美丽的时候，已看到她老丑的阴影。白居易是个好色的诗人，他喜欢看美丽的姑娘。但是，他常常慨叹：“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老人好色，同时又悟到色即是空。如果说他有什么收获，大概只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绪，这是青年人所不会理解的。
匹夫有责论
去年，《随笔》第四期发表了我的一段随笔：《匹夫无责论》。这篇随笔，使我获得不少读者的好评。大家都欣赏我讲得爽快，尖锐，“发人之所未发，言人之所不敢言”。
（一位读者来信）但是，也有几位读者，虽然很欣赏我的论点，而且自己也同意我的论点，不过，心中还有疙瘩。一位老朋友来信说：“诚如老兄所言，难道我们这十亿匹夫，对国家兴亡真是毫无关系吗？”
这一句责问是很严肃的。根据我小范围的“民意测验”，有不少人具有同样的疑问。
因此，我不能不再写一篇《匹夫有责论》来作辩解和补充。
问题的焦点在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这“天下”二字，在古文的习惯用法中，意义常常是不固定的。可以指全世界，可以指全国，可以指一个朝代，也可以指许多朝代。古人没有我们今天那样的国家意识，他们往往把一个朝代、一个政权，称为“天下”。
顾炎武忧心忡忡的大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是为明朝政权的危机而发急的。朱元璋赢得了蒙古人的政权。顾炎武就说是“天下”兴了。朱由检在煤山上自尽，李自成入京，他就说“天下”亡了。
因此，我在《匹夫无责论》中所举的兴亡例子，都是一个朝代的兴亡。这一类的兴亡，我们匹夫当然无责。我相信我的话没有错，读者们也都同意。
“天下”这个语词，我们现在不用了，即使做古文，也不敢用了。目前，这个语词的意义是“国际”、“世界”、“寰球”等等。将来有了“星际关系”，这个语词就该报废了。
在我们中国这一块东亚大陆上，有过许多朝代，有互相更换的，有同时并存的。汉、唐、宋、元、明、清，都是中国；战国七雄、三国、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尽管各自拥有“国”的名称，但在匹夫们和历史学家的观念里，都属于一个中国。
我们有许多民族。虽然从华夏到汉，曾经庞然独大，但一切蛮、夷、戎、狄，尽管各自有他们自己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甚至建立国号，但他们都属于一个中华民族。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民族有消长，朝代有兴亡，而中国始终存在。
中国匹夫们对国家负责。在多少风狂雨骤，山崩地裂的天灾人祸之后，始终保持这个国家，没有自亡，也没有被亡。
中国的伟大，归根结底应归功于中国的“匹夫”，而圣君贤臣，官僚政客不与焉！
一九九○年一月五日
为书叹息
我是读书人。我的职业要我读书，我的业余工作也要我读书。我的读书，虽然是被动的，但被动惯了，也会有主动因素。书看多了，对于书的情况，无论形式或内容，心目中已有个谱。过去，我每次拿到一本书，翻翻前面几页，看看目录，再略为看几页最后面的文字，这本书的情况，就约摸可知。因为写作一本书，编辑一本书，印刷一本书，都有传统，都有规格。符合这些传统和规格的书，除了文字内容的思想性和知识性尚不可知以外，作为一本书，一件文化工业的产品，文化商业的货品，都没有问题了。
但是，最近四五年来，我看到过不少书，似乎已失去了作为一本书的传统和规格。
这就常常使我望书兴叹。本来，写书的人，编书的人，印刷、装订书的人，这三种人，都是“做书的人”（BookMaker）。做书也是一项文化艺术。如今，这种艺术似乎也在衰退。
现在，我要为书叹息，也有为书呼吁之意。
先说一般的书。我觉得，最大一个缺点，是在一本书的正文中，找不到书名。一本书，如果丢失了封面、里封面和版权页，就不能在别的地方找到书名及其作者名了。但这一情况是解放以后就有了，并不是最近几年出现的。我有几本苏联小说的译本，给红卫兵抄去后，发还时已失去了前后七八页，我至今记不起书名是什么。解放前出版的书，每页都有书名。直行排的在书口，横行排的在书眉。短篇小说集则每页上都有篇目。这样，就使读者方便得多。
近来，连里封面也没有了。印刷讲究的书，封面之内，有一张扉页，或称飞页，印着图案。这一张二页，原本是硬面洋装本书中用的，是为了制本的方便。现在平装本书中也采用了，作为装饰品，也不坏。但是，我发现，有些书，就利用这一页，印成里封面，而省去了正文前的一页至关重要的里封面。这样，这本书就不伦不类，不合规格了。
目录页，也是一本书的重要成分。有许多篇或许多章节的作品，固然都有目录页，但一整本长篇小说或专题论著，现在却往往没有目录页。其实，每章每节，即使没有题目，也应当有一页目录，使读者便于检得某一章的起讫页码。
目录与序文的地位，现在也显得很乱。有些书中，里封面之后，先是序文。序文之后，是目录。目录后，才是正文。有些书，则目录在前，序文在后。这样的次序，都可以。不过序文在目录前的，目录中还应当列入序文题目及作者名。有些书，序文在目录前，而目录中没有序文题目，这就不合规格了。序文和正文的页码应当分开。序文的页码应当自为起讫，不应当和正文连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