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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杂文
读报心得
时局紧张，读报也格外起劲，格外用心。兹将三日来报上所见几句警句，为之诠释，亦“四书味根”之意也。
一、三月五日下午三时，立法院长孙科在上海哥伦比亚路私邸，对各报记者说：“热河天险，守军达十余万，中央虽明知结果必败，然无论如何，以为至少当能支持二三个月，闻张汉卿对人言，亦以二月为期，在此时期中，足予我国驻日内瓦代表以努力机会，俾国际对于制裁日本，得更有力量之发展，不料战未及十日……”（见六日申报）注曰：“这是说中央虽明知热河是天险，守军达十余万不可谓不是重兵，但这天险与重兵是只可守二三个月的。二三个月之后，中央是预算着会失败的。这不仅中央的意见如此，就是张汉卿的长期抵抗，也是以二月为期的，那么，为什么中央与张汉卿要预备抵抗日本至两个月之久呢？这是因为要日内瓦的我国代表团有一个努力活动的机会。
这边一支持，那边一努力，于是国际对于日本的制裁，便有更有力量的发展了。于是，那时候，我们也就不妨吃败仗了。而不料……”二、张继在徐州说：“暴日炮火不足畏，十年内，日本必有大革命。”（见七日大晚报）注曰：“这是很可以使我们安心的。因为十年内，日本必有大革命，那时日本帝国主义自然而然的会消灭的。目下虽然吃他们一点炮火，无啥希奇，顶多忍耐十年，他们的炮火也不能向我们施放了。此义推而广之，对于一切侵华的帝国主义者，都可以不足畏之了。因为在十年内，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都必然会得崩溃的。何必我们去反抗与打倒呢？”
又注曰：“张继先生此语，可有两解。张先生之意若曰：‘日本炮火不足畏，十年内，日本必有大革命，斯可畏也。’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三、孙殿英电京办事处云：“……四日以来，风雪并厉，时而汗流浃背，时而遍体冻僵，无弹犹可肉搏，无食确为可悯。总之天存中国，必存热河。天存热河，必存我军……”（见七日时报晨刊）注曰：“风雪并厉，以致遍体冻僵，不错。但时而汗流浃背，何故欤？文疑有衍。
无弹犹可肉搏，横竖一样的是打。无食则奈何？曰可悯，可悯则无食犹有食矣。这且不管，咬文嚼字，大可不必，总之此次抗日，成败在天。天意若曰救中国，则中国也，热河也，‘我军’也，可以高枕而无忧，无弹无食，没有关系。否则‘我军’败北，不必援，因为热河也必然会失。热河失，也不必退守后防，预备反攻，因为整个的中国是亡定了。此抗日逻辑也。但是，现在事实是热河已经失了，由此观之，则中国已经亡了，而孙将军的‘我军’想必也早已不存在了。”
《庄子》与《文逊
上个月大晚报的编辑寄了一张印着表格的邮片来，要我填注两项：一、目下在读什么书。二、要介绍给青年的书。在第二项中，我写着：《庄子》，《文逊，并且附加了一句注脚：“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
今天看见自由谈上丰之余先生的“感旧”一文，不觉有点神经过敏起来，以为丰先生这篇文章是为我而作的了。
但是现在我并不想对于丰先生有什么辩难，我只想趁此机会替自己作一个解释。
第一，我应当说明我为什么希望青年人读《庄子》和《文逊。近数年来，我的生活，从国文教师转到编杂志，与青年人的文章接触的机会实在太多了。我总感觉到这些青年人的文章太拙直，字汇太小，所以在大晚报编辑寄来的狭狭的行格里推荐了这两部书。我以为从这两部书中可以参悟一点做文章的方法，同时也可以扩大一点字汇（虽然其中有许多字是已死了的）。但是我当然并不希望青年人都去做《庄子》、《文逊一类的“古文”。
第二，我应当说明我只是希望有志于文学的青年能够读一读这两部书。我以为，每一个文学者必须要有所借助于他上代的文学，我不懂得“新文学”和“旧文学”这中间究竟是以何者为分界的。在文学上，我以为“旧瓶装新酒”与“新瓶装旧酒”这譬喻是不对的。倘若我们把一个人的文学修养比之为酒，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酒瓶的新旧没有关系，但这酒必须是酿造出来的。
我劝文学青年读《庄子》与《文逊，目的在要他们“酿造”，倘若大晚报编辑寄来的表格再宽阔一点的话，我是想再多写几部书进去的。
这里，我们不妨举鲁迅先生来说，像鲁迅先生那样的新文学家，似乎可以算是十足的新瓶了。但是他的酒呢？纯粹的白兰地吗？我就不能相信。没有经过古文学的修养，鲁迅先生的新文章决不会写到现在那样好。所以，我敢说，在鲁迅先生那样的瓶子里，也免不了有许多五加皮或绍兴老酒的成分。
至于丰之余先生以为写篆字，填词，用自刻印板的信封，都是不出身于学校，或国学专家们的事情，我以为这也有点武断。这些其实只是个人的事情，如果写篆字的人，不以篆字写信，如果填词的人做了官不以词取士，如果用自刻印版信封的人不勉强别人也去刻一个专用信封，那也无须丰先生口诛笔伐地去认为“谬种”和“妖孽”了。
新文学家中，也有玩木刻，考究版本，收罗藏书票，以骈体文为白话书信作序，甚至写字台上陈列了小摆设的，照丰先生的意见说来，难道他们是“要以‘今雅’立足于天地之间”吗？我想他们也未必有此企图。
临了，我希望丰先生那篇文章并不是为我而作的。
我与文言文
“文学”第三卷第二号，“文学论坛”栏内有署名“惠”者作“对于所谓‘文言复兴运动’的估价”一文。其中有一段牵涉到我的地方，兹抄录于次：因此，像汪懋祖先生那样的“吉诃德先生式”的行动，实在不能给它太高的估价。
值得严重注意的，倒是另一方面有些并不反对白话的人有意无意地在帮文言（封建思想）的忙。第一，“文学遗产”的名词输入以后，施蛰存先生曾经劝青年读《庄子》和《文逊，“利用前时代的遗产”。……从这寥寥的，但是非常刻毒的数语中，我计算出了作者许多不了解我（或者是故意“歪曲”一下）的概念。我自有生以来三十年，除幼稚无知的时代以外，自信思想及言行都是一贯的。我欢迎认识并了解我的思想及言行的人的公允的批判（善意恶意倒不在乎），但是我痛恨一些“有意无意地”曲解我的思想及言行，而陷我于预设的阱中，以图“请君入瓮”之快的文艺界的鬼蜮！
署名“惠”君的这段文章，就显然是这种鬼蜮伎俩了。我不想给自己夸张，也不敢给自己文饰，我在这里自述我的见解，以证明“惠”君之施之于我者乃是一种超乎可恨以上的鬼蜮式的评断。
第一，我要说明，我在去年应大晚报之征求而填的一枚卡片，是注明了希望·研·究·文·学·的·青·年读一读《庄子》与《文逊这两部书的。后来我这个意思不幸而引起了一场大笔战，在攻击我的许多文章中，大约可分为两种：一、说我是在劝青年读古书，即提倡文言文；二、说我的见解不行，研究文学不必看古书，尤其是《庄子》与《文逊这两部书。在这两类敌人中间，我当然认为第一类是一些故意曲解我的意思的鬼蜮，而第二类是值得尊敬的。
现在，汪懋祖君主张中小学应读文言，这种荒谬的见解，我当然也是不表同意的，然而“惠”君却轻轻地把我与汪懋祖君一比较，断定我的罪状比汪懋祖君更大，而是“值得严重注意的”。这种见解，究竟依据于何种概念呢？难道我“希望研究文学的青年读一遍《庄子》与《文逊”，其影响竟比“主张全国中小学生读文言书”更大更恶吗？
第二，据“惠”君的文章看起来，似乎我的希望文学青年读《庄子》与《文逊乃是一种“投机”行为，以为我就趁此机会标榜《庄子》与《文逊是我们的“文学的遗产”了。这个见解是使我不禁苦笑的。以前曾经有过许多关于这所谓“文学的遗产”的讨论，朋友们来问我的意见，我终是沉默着，不敢作声，因为我晓得我即使有一种自信，但是人家一定都要痛斥之的。在文艺上，我一向是个孤独的人，我何敢多撄众怒？然而现在却不得不在这里向“惠”君说明我对于这所谓“文学的遗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