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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她诓骗了钱去，还是不来。这种事，在窑子里的姑娘，正是常有的花招。我们怕雪峰没有经验，会上当了。
又过了几天，忽然收到雪峰从上海来信，说他在上海已四五天，住在旅馆里，想到松江来，叫望舒就去接他。我们研究了这封信。信上只说“我已来沪”，不说“我们”，也不提那姑娘的事。大家有点疑虑，到底他是光身来的呢？还是两口子来的？我叮嘱望舒，到上海后先了解一下情况。如果是双飞南下，而且都要来松江，那么务必先通知我，让我好给那姑娘另外安排住处。否则，在我这个封建家庭里是很为难的。
想不到望舒早车去上海，当天下午就把雪峰接来松江。两个男的，没有女的。雪峰提着他的衣包，望舒帮他提着书包，看来书包比衣包大些，当然更沉重些。望舒给我们介绍了。其实这介绍也只是礼貌而已，大家彼此都知道了。我迫不及待地问雪峰，“怎么样？你的姑娘没有来？怕我不收留吗？”雪峰盯着我说：“你们以为真有姑娘会跟我走吗？”说了，他和望舒相顾一笑。我和杜衡知道望舒已问过他，也就不再问下去。后来望舒告诉我们：雪峰为了帮助几个朋友离京，所以编了窑姐儿的故事，托我们筹款。
这是我和雪峰定交时的一个革命的浪漫故事。
雪峰在我家住下，加入了我们的文学工常他带来的都是日文书，有升曙梦、森鸥外、石川啄木的著作。最初一段时期，我们的共同趣味是诗歌。当时望舒和杜衡正在合译英国颓废诗人陶孙的诗集，这是受了郁达夫的影响，因为郁达夫在《创造季刊》上介绍过陶孙。又因为傅东华译的陶孙的诗剧《参情梦》错误很多，恰好上海商务印书馆西书部有《现代丛书》版的《陶孙全集》，他们买得来动手合译。每天清早起来各译一首。
雪峰到来时，他们已译出了大半本。雪峰看了几首译诗，大不赞成。当时我也不赞成他们翻译陶孙。雪峰的不赞成，是为了这些诗太颓废消沉。我的不赞成，是因为这些诗还是十九世纪牧歌式的抒情诗，思想和词藻都很庸俗。但望舒和杜衡舍不得中止他们已完成了一大半的工作，终于把全书译完了。书既译完，他们对陶孙诗的感情也结束了。这本译诗集，至今还在望舒遗物中，始终没有出版。
我当时对于诗的趣味是很杂的。中国诗，我喜欢李贺、李商隐，也喜欢黄山谷、陈三立。外国诗，我喜欢哈代、夏芝，也喜欢惠特曼、桑德堡。因为每天上午要去学校上课，只是偶尔浏览，并没有多译，大约只译了一二十首。雪峰对惠特曼、桑德堡的诗是很欣赏的，他说日本和苏联的现代诗，也是这一路。还说北京已有人在译惠特曼的《草叶集》，他也看过日文译本。
雪峰带来了一本《石川啄木歌集》，他极其推重石川啄木。他在北京时，已译了一些，这回在松江，他的第一件工作就是继续译石川啄木的短歌。此外，他又从日文转译了一些苏联诗歌。石川啄木的诗，不久就由上海光华书局印出，苏联诗是望舒为他编集，由水沫书店出版，书名《流冰》。
除了诗歌以外，雪峰还阅读及翻译苏联的文学史和文艺理论。他在一九二七年，已在北京北新书局出版了三本介绍苏联文学的书，都是升曙梦著作的译本，我们认为他是当时有系统地介绍苏联文艺的功臣。他的工作，对我们起了相当的影响，使我们开始注意苏联文学。当时，苏联短篇小说的第一个英译本《飞行的奥西普》出现在上海中美图书公司，我们立刻去买了来，各人译了几篇，后来都编在水沫书店出版的《俄罗斯短篇杰作集》第一集和第二集。这个有系统地介绍新旧俄罗斯短篇小说的计划，原想一本一本地继续出下去，和我们同时选译的《法国短篇小说集》（现代书局出版）成为姊妹书，可是都只出了两集便中止了。
一九二八年四、五、六月，我们的文学工场最为兴旺，雪峰、望舒、杜衡都翻译和创作了许多东西。雪峰自己以翻译工作为主，创作为次。所以不愿意多费时间于创作。
有时写些短小的评论文章，此外便是喜欢写寓言。每写好一篇，都自己很高兴，要我们看了提意见。他写的寓言都是托尔斯泰、克雷洛夫式的，我们有时以为太浅显明白，是“比喻”而不是“寓意”。这一点意见，他似乎是接受的，后来他写得就较为深刻了。
杜衡开始写短篇小说。望舒继续作诗，大约后来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以《雨巷》为代表的那几首，正是那时候所写。至于我自己，为教学工作所牵绊，不能有较多的时间用于翻译或创作，故成就最少。
这期间，雪峰和望舒经常到上海去，大约每二星期，总有一个人去上海，一般都是当天来回。去上海的目的任务是买书或“销货”。雪峰一到上海，就去北四川路魏盛里的内山书店和设在海宁路及吴淞路一带的日本旧书店；望舒到上海，就去环龙路（今南昌路）的红鸟书店买法文新书；我到上海，先去看几家英文旧书店，其次才到南京路上的中美图书公司和别家书店。英美出版的新书价高，而卖英文书的旧书店多，故我买的绝大部分是旧书。所谓“销货”，就是把著译稿带到上海去找出版家。最初和我们有关系的是光华书局，其次是开明书店，它们都为我们印出了一些书。
光华书局同意为我们出版一个小型的同人刊物，以《莽原》为模式，发表我们的译文和作品，刊名就称为《文学工撤。第一期文稿很快就编定，交与光华书局。当时排版印刷都快，小小的一本四五万字的刊物，两个星期就排出来了。光华书局老板沈松泉看了浇版后打出来的清样，觉得内容激烈，他有顾虑，立刻通知我们，他不能出版这样的刊物，决定将已打好的纸版送给我们，就此了事。这份纸版，我一直保存到抗战初期，和我的书籍文物一起毁于炮火。
刘呐鸥是一个生长于日本的台湾人。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在上海震旦大学读法文，与望舒同级。一九二六年秋，望舒为了等我和杜衡读一年法文后，一起去法国，就暂时转读震旦大学法科。刘呐鸥在一九二六年终回台湾去，好久没有消息。一九二八年夏初，他又来到上海，找到了望舒。他在六三花园旁边的公园坊租了一座小洋房，一个人住着，雇了一个娘姨料理他的伙食和家务。他说要把家眷搬来上海定居，但暂时还不会来，房子很空，邀望舒去住在他那里，共同作文学活动。于是望舒首先去上海，住在刘呐鸥家的三楼。同时雪峰也去上海和沈从文、丁玲、胡也频住在一起。放暑假后，我也到上海，住在刘呐鸥家。杜衡回杭州去了。这样就结束了松江的文学工场，而开始了包括雪峰、呐鸥在内的水沫社。
刘呐鸥带来了许多日本出版的文学新书，有当时日本文坛新倾向的作品，如横光利一、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等的小说，文学史、文艺理论方面，则有关于未来派、表现派、超现实派，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文艺论著和报道。在日本文艺界，似乎这一切五光十色的文艺新流派，只要是反传统的，都是新兴文学。刘呐鸥极推崇弗里采的《艺术社会学》，但他最喜爱的却是描写大都会中色情生活的作品。在他，并不觉得这里有什么矛盾，因为，用日本文艺界的话说，都是“新兴”，都是“尖端”。共同的是创作方法或批评标准的推陈出新，各别的是思想倾向和社会意义的差异。刘呐鸥的这些观点，对我们也不无影响，使我们对文艺的认识，非常混杂。惟有雪峰，对这些资产阶级的新兴文学，并不欣赏，他已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下了。
刘呐鸥愿意拿出几千块钱办出版事业，邀望舒和我合作。他做老板兼会计，我们做编辑兼管出版发行事务。这个计划，商量了五六天就决定了。于是我们一方面编印一个小型的半月刊，定名《无轨列车》。这是刘呐鸥取的刊名，他的意思是刊物的方向内容没有一定的轨道。我们把《文学工撤里的文章也编了几篇进去，雪峰的《革命与知识阶级》才在《无轨列车》创刊号公开发表。同时，刘呐鸥在北四川路东宝兴路口租下了一座临街的房屋，开设一家书店，也是刘呐鸥取的店号，叫做“第一线书店”。呐鸥亲自写了五个美术字，做了一块大招牌，挂在二楼阳台外。这个新开张的书店，除了经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