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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斌如同志近年来致力于文化史研究资料的纂辑工作，《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是她最初的贡献，对近百年文化史的研究者有很大的帮助。一九八四年，她又编出了一本很详尽的《刘大白研究资料》，使我惊异于刘先生著作方面之广，数量之多。今年她又从刘先生全部著作中选出部分重要作品，编成《刘大白选集》，拿稿本来给我看，要我写一篇序文。这使我重新又回忆起刘先生，他的课堂讲授的姿态历历犹在眼前。一半是由于新文学诗文的风尚转移得太快，一半也由于刘先生过早地病逝，使他的声望和著作没有获得广泛的较长久的流传。萧斌如同志这部选集，不但为新文学史研究者提供一份几乎已经晦迹的重要史料，也可能有人由此而对刘先生在初期新文学史上的地位作出新的评价。我相信这是萧斌如同志又一次卓有成效的贡献。
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日
《十年创作集》引言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我结束了大学生活，走入社会。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我的职业是中学语文教师、书店编辑、文学刊物编辑。我的业余工作是写诗、写小说，翻译外国文学书。我热心于做作家，以文学创作为我一生的事业。在那一段时期，我把我所写的诗和小说看作是我文学创作道路的起点。在主题选择和创作方法等各方面，我还在摸索阶段。我想逐步地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创造自己的文学风格。
度过三十岁生辰，我打算总结过去十年的写作经验，进一步发展创作道路，写几个有意义的长篇小说，以标志我的“三十而立”。我计划写一本《销金锅》，以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为背景，写当时的国计民生情况。正在累积史料，动手写起来，想不到爆发了抗日战争。我的职业变了，生活环境变了，文学创作的精神条件和物质条件也都变了。流离迁徙于大后方整整八年，我只写了一篇与抗战有关的小说，自己读过一遍，觉得对抗战没有什么效益，我封笔了。
一九四六年，抗战胜利，回到上海，仿佛涸辙之鲋，返回长江大河，重新获得跃浪腾波的条件。原以为可以继续过去的创作生命，抓起笔来再写。又谁知内战突起，社会秩序大动荡，生活气氛大紧张，绵延五六年，天时，人和，都不是安居写作的环境。这一段时期中，我只写了几篇杂文。也曾计划写一个长篇《浮沤》，以记录抗战八年的社会生态，只写了几段，无法完成。
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学从属于政治，五十岁左右的作家几乎都自叹才尽，无法效命，不得不让青年人出来主宰文坛。这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逐旧人”。我才知道：我的创作生命早已在一九三六年结束了。
文艺作品，和妇女的时装一样，它们只反映某一时期，某一社会的精神面貌。时过境迁，时装换了新样，文艺作品也在推陈出新。只有少数几位杰出的伟大作家，如但盯莎士比亚、赛文提斯、哥德、托尔斯泰等人，据说他们写的是人间永久的主题，所以他们的作品能够历万古而常新。在一九三○年代的中国新文学作家中，我只是一个小卒子，何敢希望高攀伟大作家？我的那些作品，也正是当时文学界的几点浮沤，转眼之间，便自然破灭，我也视为当然，并无遗憾。出于我意外的是，近几年来，我的那些尸居余气的作品，会有文艺批评家、文学史家和青年作家们从灰积尘封的图书馆书架上找出来，像鉴赏新出土的古器物那样，给予摩挲、评论或仿制。严家炎教授根据五十年前适夷同志的分类法，把我的作品归入“新感觉派”，承认它是现代文学流派之一，是具有现代文化的代表性的。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李欧梵教授在台湾的《联合文学》上介绍我的旧作，封我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先驱”。此外，还有吴福辉、余凤高、施建伟等好几位文论家，都为我写了专论，称许我是在文学上首先动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方法的作家。诸如此类的不免有些过分的虚誉，使我常常感到受宠若惊。
一九八○年至今，我的作品已有十多篇被选入各种选集。《善女人行品》、《将军的头》两个集子已由上海书店用原本影樱但仍有不少文艺工作者和读者来信，要我供应文本，无论是借阅或代购，因为他们无法从各地图书馆中找到。也有些研究中国新文学的外国学者，需要我的作品，以资参考。对于这许多厚爱的读者和朋友，我都无法应命，因为我的作品，连我自己也久已不存一本了。现在，承蒙作家出版社为我印行一个几乎包括我全部创作小说的结集，给国内外好奇的读者和文艺工作者以方便，也使我有机会润色一下语言文字，并改正旧本的许多误字。出版社的这一份好意，我很感激。
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三六年，我写的短篇小说，一共印出过九个单行本：江干集自费印一九二三绢子姑娘上海亚西亚书店一九二八追上海水沫书店一九二九上元灯上海水沫书店一九二九将军的头上海新中国书店一九三二梅雨之夕上海新中国书店一九三三李师师上海良友图书公司一九三二善女人行品上海良友图书公司一九三三小珍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一九三六《江干集》是我青少年时期的描红练习。《绢子姑娘》和《追》这两本作品，都是摹仿多于创造，也是一个文艺学徒的习作。《李师师》是一个小册子，全文已收入《梅雨之夕》。《小珍集》以后，还写过十多篇小说，没有机会结集起来印单行本。总计我从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三六年这期间，一共只写了八、九十个短篇，产量实在不多。
我把自己的创作生命从一九二六年算起，因为《上元灯》这一篇作于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三六年因抗日战争而封笔为止，足足十个年头。我淘汰了《上元灯》以前的一些太不像样的作品。《小珍集》以后的那些发表在刊物上的作品，至今还无法收全，现在编定五十五篇，题为《十年创作集》，虽说它包括了我的全部创作小说，事实是我自己可以肯定的“全部”。
为了出版发行的方便，这个《十年创作集》将分印为二册，每册各自另定书名。书名未必用以概括内容，仅仅是取其新异，容易在书市上吸引注意。这是属于文化事业的广告技术，请读者不要“以辞害意”。
这里，顺便向慨然为我重印这些旧作品的作家出版社致谢。还要向孙可中、刘小沁两位编辑同志致谢，没有她们耐心地代我做了许多繁琐的编校工作，这两本书恐怕不可能及时出版。此外，我还该向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应国靖同志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料室的陈子善同志致谢，因为他们帮助我搜到许多集外作品。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逸梅选集》序
二十年代初期，苏州有一群青年，组织了一个文学社团，名为星社。范烟桥、程小青、姚赓夔（苏凤）、蒋吟秋、郑逸梅，都是这个文社的中坚人物。同时，杭州也有一个文学青年的结社，名为兰社，发起人是戴梦鸥（望舒）、张无诤（天翼）、叶为耽（秋原）、戴涤原（杜衡），他们都是杭州人。我是一年之后加入的，当时我在之江大学肄业。
这两个社的青年都想以文学创作挤入上海文坛，先在本地造成声势，然后各向上海的报刊投稿。其时新文学运动的影响还局限于北京一些高等院校的圈子里，没有推动到上海。上海的文坛，还是鸳鸯蝴蝶派的天下。因此，这两个文社的社员，可以说都是鸳鸯蝴蝶派的青年团员，桴鼓相应，互通声气。我和望舒还特地到苏州去访问星社同人，在闾门酒家、吴苑茶室举行了两天的联欢，我和逸梅就在此时开始了友谊。
一二年以后，两社社员大多到了上海。这时新文学运动已在上海展开，《新青年》在上海办了书店。《小说月报》的编辑由恽铁樵改为沈雁冰（茅盾）。创造社同人在上海印出了《创造季刊》。兰社同人多数转向新文学，星社同人则多数挤入了鸳鸯蝴蝶派的报刊。我和望舒、杜衡加入了共青团，办书店。姚苏凤和逸梅在上海办报纸，程小青在苏州写霍桑侦探案。两社同人从此便分道扬镳，在不同的文艺社会中，各奔前程，虽然同在上海，却难得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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