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望舒在震旦大学时，还译过一些法国象征派的诗。这些诗，法国神父是禁止学生阅读的。一切文学作品，越是被禁止的，青年人就越是要千方百计去找来看。望舒在神父的课堂里读拉马盯缪塞，在枕头底下却埋藏着魏尔伦和波特莱尔。他终于抛开了浪漫派，倾向了象征派。但是，魏尔伦和波特莱尔对他也没有多久的吸引力，他最后还是选中了果尔蒙、耶麦等后期象征派。到了法国之后，兴趣又先后转到了法国和西班牙的现代诗人。
近两年来，我在搜集望舒的遗著，对他的译诗，也在随见随抄。湖南人民出版社将要出版“诗苑译林”丛书，要我编一本望舒译诗集。这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工作，我乐于尽一分绵力。因此，把我抄得的望舒译诗，编为一卷。另外，望舒曾把他译的波特莱尔的《恶之花》，在一九四七年印过一个单行本，题名《恶之花掇英》，现在亦收进去，作为第二卷。望舒逝世后，我曾整理他的遗稿《洛尔迦诗抄》，一九五六年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此书绝版已久，现在亦全部收入，作为第三卷。这样，我所能收集到的望舒译诗，已尽于此。
望舒遗物中有一个硬面抄本，写满了他的译诗稿，其中有已发表过的，亦有未发表过的，大多是法国后期象征派的诗。这个抄本，我于一九六二年交给徐迟同志，托他编望舒译诗集。徐迟把此本带去武汉，荏苒数年，没有编成，而“文化大革命”掀起，这个抄本和徐迟自己的书籍文稿一起损失了。一九四○年，我在香港，看到望舒书桌上有一本译诗稿《西班牙反法西斯谣曲逊。望舒说，准备印一个单行本。后来亦未见有此书印出。在他的遗稿中，有半篇《跋西班牙抗战谣曲逊，仅四百字的稿纸一页，还失去了四五行。但由此可知这部谣曲选收诗二十首，大概就是《反法西斯谣曲逊的改名。
我在《顶点》中抄得《西班牙抗战谣曲抄》五首，应当就是这个集子中的四分之一，但其余的十五首却不能知其踪迹了。此外，在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九年间，望舒在香港报刊上发表过不少杂文及译诗，用了许多笔名。这些文字，我还无法收集。这样看来，大约还有几十首译诗可以增补，如果能够访得的话。
望舒译诗的过程，正是他创作诗的过程。译道生、魏尔伦诗的时候，正是写《雨巷》的时候；译果尔蒙、耶麦的时候，正是他放弃韵律，转向自由诗体的时候。后来，在四十年代译《恶之花》的时候，他的创作诗也用起脚韵来了。此中消息，对望舒创作诗的研究者，也许有一点参考价值。据我的猜测，对于新诗要不要用韵的问题，望舒对自己在三十年代所宣告的观点，恐怕是有些自我否定的。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日
重佣赣第德》题记
本书作者伏尔泰（Voltaire），本名弗郎索亚·马利·亚路埃（Francois－MarieArouet一六九四—一七七八），伏尔泰是他的笔名。他是法国十八世纪杰出的诗人、戏剧家、小说家、科学家、哲学家、史学家，在许多方面，他都有不朽的著作。十八世纪的法国，正是封建君主政体盛极而衰的时候。封建贵族阶级正在趋于没落，愚昧的宗教狂热使人民对教会开始怀疑，反对旧传统、旧制度、旧哲学的学说蓬勃兴起，展开了欧洲思想史上的启蒙运动。伏尔泰是这个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
伏尔泰的一生，坐过牢监，在英国和普鲁士流亡过，做过凡尔赛宫中的御前侍从，还是一个富有的大地主。他熟悉各个阶级的世态人情，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痛心疾首，写下了几部著名的讽刺作品，《赣第德》（Candide）便是其中最杰出的一部。
“赣第德”是书中主人公的名字。这个字的意义是“老实人”。这部小说的主题思想是批判十七世纪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的。莱布尼兹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现实都是自然的安排，是完全协调的，因而是尽善尽美的。赣第德的老师潘葛洛斯是莱布尼兹的信徒，可是他的学生却对此怀疑，认为这一切都是维护旧政权、旧社会、旧制度、旧礼教的欺骗人民的谎话。伏尔泰通过他创造的故事，辛辣地讽刺并揭露了这些旧政权、旧制度的腐败和不合理。译者徐志摩把这个作品比之为中国的《镜花缘》，确有相似之处。
本书另有一个傅雷的译本，译文比较忠实。这个译本虽然译得比较自由，但流畅易读。现在根据一九二七年上海北新书局初印本重印，以资流传。原本有许多错字，均已改正。译文亦略加修饰，并由编者加了一些必要的注释。作者名字原译作“凡尔太”，今亦改从统一译名。
一九八二年八月
重佣黄金》题记
一九二○年代，有一群浙江青年，由于种种不同的遭遇，流浪在北京。他们做小职员、小买卖，勉强维持生活，但同时他们都迫切需要文化，需要知识。情况好一些的，便到北京大学去旁听，或参加工读互助团。情况差一些的，只能向图书馆或街头报刊中去猎取他们的精神粮食。他们是受到新文学运动直接影响的第一代文学青年。他们追随着鲁迅、冰心、俞平伯、朱自清等较早一些作家的脚迹，开始写作新文学的散文、诗或小说。他们的作品在京沪报刊上发表，逐渐露出头角，使他们成为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期间的知名作家。在这一群作家中，我所熟悉的有冯雪峰、姚蓬子、许钦文、魏金枝和王鲁彦。
一九二九年我在上海闸北宝山路世界语学会绿光社，由姚蓬子的介绍认识了王鲁彦。
当时我对他的情况毫无所知。只知道他是一位世界语学者，曾陪同盲诗人爱罗先珂工作过一段时间。他送了我一本《花束》，这是他从世界语译出的一本极有趣味的民俗学小书。这以后，他为衣食而奔走，离开了上海，我才开始看到他的小说。到一九三二年，我办《现代》杂志，他常有作品寄给我，后来他编了一本小说集《屋顶下》，收在我编的《现代创作丛刊》中。一九三六年我离开上海去杭州养病，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在上海的文艺界朋友一时星散，从此我和鲁彦就没有再见面的机会。大概前后不过五六年的时间，我和鲁彦会晤闲谈的机会最多只有五六次，但他给我的印象却是很深的。
在鲁迅的前导之下，许钦文、魏金枝和王鲁彦的小说都是以浙江农村或小城镇的世态人情为题材内容。他们对这一地区的封建社会，都是痛心疾首的。他们描写的故事，都是忠厚善良的劳动人民怎样为土豪劣绅、恶霸地主所压榨，怎样为封建礼教所迫害。
鲁迅曾经把他们的作品称为“乡土文学”，并且在许钦文和王鲁彦之间指出了他们俩在创作方法上的异同。茅盾写过一篇《王鲁彦论》，指出鲁彦的早期作品的创作方法有“教训主义”的倾向，似乎作品的艺术性就差了一点。这两位先辈作家的评论，说明了鲁彦对他所生活着的封建旧社会，怀着极深刻的愤懑，他不能像鲁迅、许钦文那样用冷隽的笔调来刻划这个旧社会，他不自觉地用了斥责、揭发的笔调来控诉这个旧社会，因而就显出了有教训意味。
鲁彦曾不止一次自谦他写的小说在反映现实生活方面还不够深刻，因为他自己的生活还不够充实。我以为这的确是他虚心学习的态度。为了衣食，他奔走于天南地北，在同辈作家中，他的生活是最艰苦的，因而也说明了，他的社会生活经验是最充实的。
鲁彦曾译过一些欧洲的民间文学，也懂得一些民俗学，大概多少受到爱罗先珂、周作人、江绍原等人的影响。因此，在他的作品里，明显地透露着他对民俗学的趣味。
在《菊英的出嫁》里，他详细地记录了浙东民间冥婚的礼仪，在《小小的心》里，他描写了闽南一带贩卖儿童的风气，可知他随时在注意民间的习俗，如果他的创作生命长久一些，我想他的作品里一定会有丰富的民俗学资料，成为他的作品的又一特征。
文艺作品，尤其是小说，是一种社会史。鲁迅、许钦文、魏金枝、王鲁彦的小说，是浙东封建社会的史料。它们也可以扩大到苏、皖、赣、闽这一大片地区。因为这一地区的封建社会结构和人民风俗习惯，大致上是同样的。但是，现在的青年人已看不到这个社会，也不熟悉这些民情风俗了。于是，解放以前，描写旧社会的小说，对今天的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