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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鸦沿途抛下瞑色，
直到远山的塔边………
——晚景
这些都是精美的小诗，可惜作者把它们嵌在一个并不很合式的框子里。
“墓地的夜”与“遐想”这两首恐怕可以算是作者的诗笔开始接触到哲学意味的作品了。
一个年轻人，
为了明日的洞房，
正粉刷新死的兄弟的卧室。
——墓地的夜
这是人生的小讽刺，使我想起汤麦司·哈代的十五首讽刺诗来。这不是中国旧诗里的题材，而在我们的新诗里，也还很少有人敢表现这个思想。
翻开尘沾的上古史
何时留下蜘蛛的遗蜕
我不禁有万年的遐想
——遐想
这就更深刻一些了。从前读散原老人诗，有句曰“一灯红接混茫前”，每当夜窗灯下，总仿佛有神会千古之感，公丁这一节诗，实与散原老人句有共鸣之处。由此可见诗体不拘新旧，如果是一个诗人，他的感觉总是一样的。
这个集子动手编起来的时候，我曾答应作者做一个序。当初原想借此机会谈近来的新诗发展的情形。但现在他的集子编好了已几个月，而我的序文还缴不出卷。现在已不好意思再耽搁下去，所以就给写了这么一点，一则稍稍叙明此集之所由来，并以说明作者确是在一方面用过一点功夫；二则也总算说出了我的“读后感”。
不久的将来，我们希望作者会给我们第二本诗集，在那里，也许闪烁的光芒已成为火焰。而煤灰炭屑也一并通红起来。
《待旦录》序
这里所收的二十三篇文字，是我在抗战八年中所写的散文中的一部分。其他的散文，除了几篇较长的游记留待别编为一集，以及几篇太有时间性的，决意刊落以外，差不多皆已散失。有的是印本在旅行或流徙中遗失的；有的是原稿写出去之后，便无踪影的；有的是发表以后没有剪存，以至现在无法寻觅的。在戎马仓皇中，一个人要保留他自己的一些文字，也真不容易。
胜利以还，出版界的情形这样的不景气，亦非始料所及。在这样低气压出版状态中，怀正文化社愿意给我把这些文字印出来，使它们不致于再散失掉，这是应当首先感谢的。
这些文字，一半是关于文艺的一些小意见，一半是絮语散文，故依此区别，分为二辑。我的文艺见解未必一定都准确，但他们无论如何总是我的见解。在第一辑所收的几篇文字中，也颇有几篇引起过文艺界同人的针砭。例如关于新文学与旧形式的那两篇，曾经有林焕平先生为文表示过异议。《文学之贫困》那篇文章，曾引出了茅盾先生的诋诃。《爱好文学》那篇文章在昆明中央日报副刊“平明”（凤子主编）上发表以后，曾有一位隐名作家呵责过，说是我在不准青年从事写作，大有垄断作家特权的野心。这些见教的文章，本该仿鲁迅先生编辑杂文集的方法，一并附印在我的文字后面，供读者参考。但因为当时没有把这些参考资料剪存，因此就不可能了。此外，在这一辑文字中，需要声明的是关于纪念屈原的那一篇。这是为民国三十四年诗人节而写的一点感想。那正是郭沫若先生因为上一年曾发表了一篇《甲申三百年祭》而被骂得体无完肤的时候，也是郭先生亲自搬演屈原的时候，所以我这篇文字也多少有点是为郭先生而写的意味了。
在第二辑中，没有需要说明的文字。只有《老兵的小故事》一篇，是诗，不是散文，照理不应该编在这里。但是这一篇也不能编在我的诗集里，因为风格并不一致。我写这篇东西的时候，确是把它作为散文看的，我自己又喜欢它，不愿意割爱，所以这里应该是它最适宜的安身处了。
最后，应当说明的是书名的涵义。我并没有耽在沦陷区里，所以这“待旦”二字并没有上海人所谓“等天亮”的意味。我对于抗战大业，并没有尽过参加作战的责任，所以也不是劝枕戈待旦”的意义。这个“旦”字，只是卿云歌里的“旦复旦兮”的意思，或者也可以说是诗经里的“女曰鸡鸣，士曰昧旦”的“旦”字。我曾经在三十年七月十六日写过一首诗，题曰“我期待”，曾经谬承一个未曾见过面的朋友吕亮耕先生大为奖誉，这首诗已编在我的新诗集中，我之所以要在此提起它，只为了要说明这个“待”字的出处而已。∫痪潘钠吣耆露呷眨荽婕恰？
重佣燕子龛诗》引言
苏曼殊是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前后最为青年热爱的诗人。他是南社社员，他的诗大多发表在《南社集》上，为数不多，但每一篇都有高度的情韵。当时我也是他的崇拜者之一，他的诗，我几乎每一首都能背诵。后来，年龄逐渐长大，浪漫气氛逐渐消失，对诗歌的爱好逐渐转变方向，苏曼殊的诗也逐渐被遗忘了。
但是，一直到三十年代，苏曼殊的诗始终为青年人所热爱。当时，曾印行了好几种版本的苏曼殊诗，甚至有了苏曼殊的全集。从抗日战争开始至今四十年间，没有印行过苏曼殊的诗，旧有的印本，也大多毁失，极少流传。于是，苏曼殊也被现代青年人遗忘了。
一九七二年，我在很孤寂无聊的时候，忽然得到一本柳亚子印的苏曼殊诗集《燕子龛遗诗》。重读一遍，好像遇到了青年时代的老朋友，竟使得我恢复了青春。于是开始搜觅并抄录集外的诗，编为一卷。又从《南社集》及其他文献中汇抄了当时许多诗人所作的有关曼殊的诗，也编为一卷，作为附录，标题仍为《燕子龛诗》，放在书架上，随时吟咏，借以解闷消闲。
最近，我这个“秘本”被一位青年朋友发现了。他非常高兴地说：“我一直在找苏曼殊诗，可是怎么也找不到。谁知今天意外地碰到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当下他坚执要把这小抄本借去，预备自己抄一本。我说：“不必了，抄一遍也费事，还是找个机会把它印出来罢。”
这就是我把这本书交给江西人民出版社印行的因缘。我在一九七三年写的跋文里说，现代青年人不会喜欢苏曼殊的诗了，因为所处的时代不同，不会和苏曼殊的感情共鸣。
可是，现在居然有一位青年，却一直在找苏曼殊的诗。这样看来，也许这本书印出来之后，还会吸引许多爱好诗歌的青年。对于一些中年人，或者也可以供给他们补读以前未见之书。
我这个抄本，原来还抄存了许多序文，现在删去了一些，只保留了一篇王德钟的序，这是《燕子龛遗诗》的原序。另外保留了柳亚子的《曼殊新传》，这是最详尽的一篇苏曼殊的传记。我自己的两篇跋文，也保留着，让读者了解这本书的编辑经过。
一九八○年五月十日
重佣边城》题记
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这十年间，文艺创作最多产的作家是巴金、老舍、张天翼和沈从文。这四位作家的创作，无论在题材、风格、文笔各方面，都有独擅之处，在新文学史上，我以为可以各专一章。江西人民出版社计划编印一种《百花洲文库》，打算重印一些三十年代文学作品，由于这些书久已绝版，非但爱好文学者无从得读，就是从事新文学史研究的工作者也不易获得这些史料，因而这个计划是极有意义的。编者托我代为组稿，我也愿意尽力帮助他们。
巴金和老舍的著作，已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印行全集，无须另外重樱去年我到北京，见到了张天翼谈起此事，才知他的短篇小说已编成全集，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
我请他自己选定一个短篇小说集，交给江西人民出版社印行。他以为既已编成全集，就无须单印旧本，还不如在全集中选出一个集子来，较有意义。我同意这个办法，于是他选出了一本《二十一个及其他》，给江西编入《百花洲文库》。这是作者的自选集，可以说是全集的精华。
沈从文的作品，解放后大部分没有重印过。我去找到从文，和他商量此事。虽然他的任何一个集子都可以重印，但还是应当选择一下，分个先后。我们交换了一些意见，最后我建议先重印他的《边城》或《湘行散记》，因为在我的印象中，这两本是他写得最好的散文。一九三七年，我经过湘西各地，接触到那个地区的风土、人情，不禁就联想起从文这两部小书。我在辰溪渡口做了一首诗：辰溪渡口水风凉，北去南来各断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