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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正寒，一亭长占绿杨湾。客来日日抛香饵，惯得游鱼傍王阑。”此诗今本《白石道人集》皆失收。又有《早春》一首，即今本《除夜自石湖归苕溪》之第十首，其结构今所传集本作“看见鹅黄上柳条”，此本所录则为“看见鹅黄柳上条”。下有蔡氏注云：“上字放柳字之下，此诗中下字体”。可知当时传术为“柳上条”，今本皆改误矣。
《棕槐室诗》
《棕槐室诗》油印本一册，金山诗人彭隺濂著。此书承作者见惠已数年，收到时曾讽诵一过，其后插上书架，尘封久矣。今日整理书架，又得而阅之。
彭君诗取径中晚唐，时有佳句，亦不免有败笔。集中附当世诸名家评语，亦有助于吟赏。然亦有出人意外者，如彭君诗云：“城里万家都睡尽，雨余却放月光来，莫愁高阁无人共，自有钟山照酒杯。”有李拨可评曰：“颇似白石。”按此诗直露无余韵，去白石诗风甚远，乃冒：“颇似”，窃所未喻。又有句云：“茶香叠叠真堪味，世论纷纷各不同。”李拨可评曰：“五、六系流水对，此是晚唐做法。”此评语亦出人意外。流水对者，合上下二句，始成一意，今此联二句各具一意，岂得谓之流水对？且流水对亦不始于晚唐。李氏此评，使人瞠目，可知其诗虽佳，诗学则犹未逮。
又，朱东润评彭君诗云：“诗写得清新自然，颇有新意。韵律也很和谐，读之脍炙人口。”此评语亦大奇。成语“脍炙人口”，是称许其诗传诵于众人之口，现在说是读了彭君之诗，就“脍炙人口”，到底“脍炙”于什么人之口？可知朱氏实未解此成语。
以为是“齿颊流芳”的意思了。
李、朱二家都是名士，还不免于疏失如此，古典文学真是不容易讲谈。
《曼哈顿的中国女人》
在沸沸扬扬的评论热潮中，我也受到冲击，托人去把这本书买来，看了三天，介绍给我的孙女儿。想不到她说：“已经看过了。”我问她：“你什么时候看过？”她说：“好几个月了。”我说：“书呢？”她说：“在楼上房间里。”我说：“为什么不给我看？”她说：“我不知道你会要看这些书。”
她说得不错，“这些书”，我确已好久不看了。可是，这本书现在我家里已经有了两本，一本是定价六元的，一本是定价九元的。从这一现象看来，这本书已无愧为一本B．S（畅销书）。
这本书，正在引起一个“轩然大波”，议论纷纷，还未有定论，我也不想介入。不过，应当首先认定的是：这是一本什么书？传记文学、报告文学、自传体小说、小说，已经有过这些提法。我认为，是传记，还不是文学。古今中外，有不少人写了不少传记，能列入文学之林的没有几本。这本书能不能列入文学之林，还要待读者和时代的论定，现在则为时尚早。报告文学这个名词本身有问题。欧美人只说“报告”而不称“文学”，只有日本人创造了“报告文学”这个名词。而我们跟着使用了。“报告”是新闻文体，不是文学文体。既称“报告”，就不能用第一人称。自传体小说，这是一个古怪名词。
用第一人称的小说，应该都是自传体的小说了。小说的特征，至少有两个：一、有故事结构。二、不写真人真事。因此，这本书就不能说是小说。我认为，正名定分，这本书是周励的自传。一切评论，都应当服从于评论传记的观点。
作者在书中叙述了“文化大革命”中的生活，先是当红卫兵，为革命立功。得到的奖励是到北大荒去接受再教育。这是中国青年所遭遇的一种独特命运。我无法想象，他们在冰天雪地里劳动之际，回忆当红卫兵时期的烈烈轰轰的战果，到底自以为胜利了呢？
还是失败了？
八十年代初期，出现了一批伤痕文学，我以为很好，应该把各种在“文革”中负伤的老中青年的病历记录一下，留一份历史档案。可是，不知给什么风一吹，伤痕文学忽然悄悄地病愈出院了。今天的二十岁青年，根本不知道我们有过这一段残酷历史，可知历史是很容易被忘却的。
周励这本书中，记述她的北大荒生活，似乎写得十分温文尔雅，我看了还觉得不够。
可是，有一位批评家却以为，到今天九十年代，还在写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活，不免过时了。
有些人要弄清楚历史的本来面目，鉴古知今，有些人遮掩、涂改、或忘却历史，这是为了什么？
周励这本书，是在兴高采烈的情绪中写出来的，不免有许多自鸣得意之处。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本书对于在外国打工求生的中国青年，可以起一点鼓励作用，使他们有信心，有希望，也未尝不是好事。
四、序跋
中世纪的行吟诗人
——《屋卡珊和尼各莱特》译本序
在欧洲，提起了中世纪，好似暗示着一个严肃的时代。在那时候，宗教的威仪束缚着一切社会的机体，人民因袭着古老的风俗制度生活在自己的国境里如同在酣梦中。伦敦和巴黎是很清冷，很幽暗，没有现在的繁华。市民每日的音乐，似乎只有那惊觉理性而黜逐热情的多数寺院内的钟声。真的，如果我们将中世纪当作一个“信仰的时代”来看，诚然每个人会有这样的感觉，但假如我们从另一方面看——看那为“美的时代”的中世纪，则在苦闷的现代人眼睛里，中世纪也可以成为一个值得遐想的幻景。
一方面有了过度的峻刻的宗教约束，当然必有另一方面的反动。这是会念“物极必反”这句话的人所能设想到的。在中世纪，这种对于宗教的反动之表现于文学上，便产生了大量的传奇故事。
教皇的敌人，在人的心灵上，是热情。但热情却因此愈活跃在教皇的辖境内。所以被拘禁在严重的礼教的桎梏之中的中世纪的欧洲士女，愈喜欢听充分的带着浪漫性的传奇故事。
为了满足需要，所以行吟诗人（Troubadeur）便成为那时代的特产。他们都是有天才的，出身华贵的和微贱的都有。他们凭着自己的智慧，编造了许多新奇的故事。有时被邀请到爵爷的堡里，贵夫人，小姐，和他们的武士，各人按着自己的身分依次围坐着，有的手托着香腮，有的轻轻地松下了武器，当悠然神往的时候，却壹志凝神地听他弹唱。
在春天，则在茂翳的花园中；在冬天，则在广阔的沙龙里。有时候，他们游行到郊原，在青翠的牧场上，休息着的牧女，松散了农事的附近的田夫农妇，都簇拥着直听到他故事演完，收拾起提琴，在晚风斜日中步履踉跄地向前村去投宿，方才惆怅地散去。所以，运气好的日子，他们可以结伴着青年的舞女歌童，接连着几夜有人供给精致的歇宿；但不幸的时候，却反往往独负着提琴，甚至被好施舍的寺院中拒绝了，从山门口凄凄凉凉地转身退出，因为圣倍尔那尔曾经说过：“歌伶的把戏是不足以娱上帝的。”
为了要听众欢迎的缘故，全身披挂的武士独力攻破一个堡垒，美人在月下的露台上垂着珠泪哀念她精壮的情人，束腰，细腿，金发的青年男女在金橘花丛中私相接吻，这些便都成为他们的绝妙题材。
缅想起这种事情，便很觉得有些像我国理学昌明的宋代的市井间流行的“说话”，不都是一个值得遐想的幻景么？由这种影响所及，在另一方面，中世纪便很有着浪漫的意味，便足以使我们怀想为一个“美的时代”。
初期的行吟诗人所编造的传奇故事，只暗示了些冲破旧礼教的热烈的愿望，对于保持着最高的权威的宗教，尚没有敢公然地反抗。但这是时机未至，思想没有成熟的缘故，并不是诗人的胆怯。所以，到后来，产生了两篇著名的传奇，遂撒下了蔑弃宗教，摆脱理性的束缚，求热情的解放的火种。
这两篇传奇是《亚迷丝和亚迷儿的友谊》和望舒现在所译的《屋卡珊和尼各莱特》。
关于前者，我不想在这里有所陈述。这里，我只愿意替《屋卡珊和尼各莱特》向读者略致介绍，虽然这是很不量力的。《屋卡珊和尼各莱特》，很显著地，是法兰西的南方文学。据文学史家的研究，如迦思东·巴利，说它是产生在十二世纪末，而须喜亥却断定为十三世纪前半期的产物。这里，我想我们是不必讨论这项纠纷的。至于它的作者，因为是行吟诗人随口唱出，当然是不可知的了。在从前，它虽曾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