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因我自己明白了新文学与“鸳鸯蝴蝶派”这中间是有着一重鸿沟的，于是我停止了这方面的投稿生活。同时，因为新文学杂志中没有安插我的文章的地位，于是我什么也不写了。中学毕业后，从之江大学而上海大学，而大同大学，而震旦大学，这五六年间，我的思想与生活是最混乱的时候，我只胡乱地读书。对于文艺书，我觉得一切都是好的，到手就读。非但读，而且还抄。在之江大学图书馆里，我选抄了一部《英国诗逊，在大同大学的文艺书很贫乏的图书馆里，我选抄过一部《世界短篇小说逊。这是我当时最得意的工作。
那时候，我也几次想发展一点文学生活。看了别人的文学结社，东一个西一个地萌动起来不免有点跃跃欲试。可是终于因为朋友少，没有钱自己印自己的作品，更没有日报副刊或大杂志收容我们，不成大事。
但这时候，有两个投稿记录是值得我追忆的。当我住在哈同路民厚里的时候，我打听到了创造社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诸先生也都住在同一里内。我就将我所写的两篇小说封了亲自去投入他们的信箱中。这两篇之中，有一篇的题目是《残花》，我还记得。过了几天，《创造周报》上刊出郭沫若先生给我的一个启事，问我的通信处。于是我写了一封信去告诉他我就住在与他们同一里内。并且还问他我的小说是否可用，因为我很担心他问了我的通信处是预备退稿的。三日后，接到他的信，要我去一谈。可是我忐忑着没有敢就去，延迟了一个多星期。等到在一个晚上去时，他已到日本去了。只见到了成仿吾先生，他说郭先生把我的小说稿也带着走了。这样，再过了七八个星期《创造周报》停刊了。我的小说稿又遭到了不幸的运命。还有一个投稿记录是成功的。那是《现代评论》居然给我刊出了两首诗。《照灯照地》，《古翁仲之对话》。其时我刚从牛津大学出版部买到了英译本的《海涅诗逊，它对于我的诗格也起了作用，这两首诗便是当时的代表作了。
在短短的努力于诗的时期中，我也曾起了一点转移。海涅式的诗引起了我的兴趣并不长久，所以我只摹仿了十余首就转移到别的西洋诗方面去了。我吟诵西洋诗的第二阶段是司宾塞的《催妆诗》及《小艳诗》，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我曾读了《催妆诗》的全部，又曾用Spencerian Stanza的脚韵法做过一首较长的诗，题名《古水》，可是这一阵热中也不过一年多些。
差不多在同时，我和戴望舒，杜衡合办了一个题名《璎珞》的旬刊。我就在这仅仅出了四期的小刊物上发表了《上元灯》（原名《春灯》），及《周夫人》两个短篇，望舒发表了魏尔仑（Verlaine）诗的译文及自作诗，杜衡发表了从德文译出的海涅诗。但那时候，似乎并没有人注意到我们这小刊物。
自从在自办的刊物上发表了上述的两个短篇以后，写小说的心在我胸中蠢动起来了。
但是我实在找不出可供我写的材料。这其间，在《东方杂志》上读了夏丐尊先生所译的日本田山花袋的中篇《棉被》，于是我摹仿了一下，写了一篇《绢子》，寄给《小说月报》发表了。这是纯粹的摹仿，几乎可以说一点也没有创作功夫，实在是可耻的事情，虽则它曾经和其他二篇同样不成话的东西编在一个集子里出版，那是为了要钱用的缘故，我不愿意再提起它们。
第一本新俄短篇的英译本“Flying Osip”在这当儿运来中国了。我从别发西书店里买了来，看了大半本，（其实是，只除了赛米诺夫的那篇《仆人》没有看）于是我又想摹仿一下了。《追》就是在这种不纯的动机之下产生的。继续了《追》而写成的尚有《新教育》一篇。那似乎较好得多，因为这篇并没有摹仿任何作品，实在是因为那时已在故乡当教师，对于现行教育制度确实有这样的不满而写出来的。
当了两年中学教师，望舒与刘呐鸥在上海创办第一线书店了。而我这时正在耽读爱仑坡的小说和诗。他们办了一个半月刊，题名《无轨列车》，要我也做些文章，于是我在第一期上写了几段《委巷寓言》，在第四期上写了一篇完全摹仿爱仑坡的小说《妮侬》。
在这时期以前，我所曾写的作品大部分都是习作，都是摹仿品。
直到第一线书店改名水沫书店，我才继承着写《上元灯》及《周夫人》时的一种感怀往昔的情绪写成了八个短篇，这就是在水沫书店出版的包含了《上元灯》及《周夫人》这两篇的小说集《上元灯》。这是我正式的第一个短篇集。
因了许多《上元灯》的读者，相识的或不相识的，给予我许多过分的奖饰，使我对于短篇小说的创作上，一点不敢存苟且和取巧的心。我想写一点更好的作品出来，我想在创作上独自去走一条新的路径。《鸠摩罗什》之作，实在曾费了我半年以上的预备，易稿七次才得完成。这时我们办《新文艺》月刊，我就很自负地把我的新作排在第一篇印行了。
但是《鸠摩罗什》以后却难于为继了。在编辑第二期《新文艺》月刊的时候，我想写一篇《达摩》，又想写一篇《释迦牟尼》，思想尽往这一方面去找，结果是一句也不敢落笔。
而这时候，普罗文学运动的巨潮震撼了中国文坛，大多数的作家，大概都是为了不甘落伍的缘故，都“转变”了。《新文艺》月刊也转变了。于是我也——我不好说是不是，转变了。我写了《阿秀》，《花》这两个短篇。但是，在这两个短篇之后，我没有写过一篇所谓普罗小说。这并不是我不同情于普罗文学运动，而实在是我自觉到自己没有向这方面发展的可能。甚至，有一个时候我曾想，我的生活，我的笔，恐怕连写实的小说都不容易做出来，倘若全中国的文艺读者只要求着一种文艺，那是我惟有搁笔不写，否则，我只能写我的。
于是，继承了《鸠摩罗什》而写成的《石秀》与继承了《梅雨之夕》而写的《在巴黎大戏院》，《魔道》在同一卷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后两篇的发表，因了适夷先生在《文艺新闻》上发表的夸张的批评，直到今天，使我还顶着一个新感觉主义者的头衔。我想，这是不十分确实的。我虽然不明白西洋或日本的新感觉主义是什么样的东西，但我知道我的小说不过是应用了一些Freudism的心理小说而已。
《石秀》以后，应用旧材料而为新作品的，还有《将军的头》及《孔雀胆》（后改名《阿褴公主》）。这两篇以后，我的创作兴趣是一面承袭了《魔道》，而写各种几乎是变态的，怪异的心理小说，一面却又追溯到初版《上元灯》里的那篇《妻之生辰》而完成了许多以简短的篇幅，写接触于私人生活的琐事，及女子心理的分析的短篇。前者的结集是本年在新中国书局出版的我的第三个短篇集《梅雨之夕》，后者的结集是即将在良友公司出版的《善女人行品》。
我写小说，到现在不过四个短篇集，数量上诚然是微弱得很。但在写作这四集小说的过程中，对于写短篇小说的甘苦，自问却很知道了些。我不晓得我将怎样告诉读者，但我可以简括地说，小说并不是愈写愈容易的。人说“熟能生巧”，对于文学上，这却不尽然。我只觉得愈写愈难。现在是，每当要写一篇小说，必得有至少一星期的酝酿，回想以前的贸然握笔，一挥而就的情形，真要诧异这勇气是从哪里来的。
在去年春间，因一二八战事而蛰居在乡下时，我看了些英美近代诗的选集和评论集。
这一时期的研读使我荒落了好久的诗的兴趣重新升华起来。同时，又因为看了友人戴望舒做诗正做得起劲，于是也高兴写起诗来。可是数量甚少，《现代》杂志中发表的几首，就是我一年来大部分的成绩了。对于诗，我觉得胡适之先生的功绩是在打破了旧诗的形式，郭沫若先生的功绩是在建设了新诗的精神，徐志摩的功绩是创造了新诗的形式与韵律，李金发先生与徐志摩同时，但他以精练的诗人气质，屏除了郭沫若先生的豪放，着眼于文字的自然的节奏，而创造了中国的象征主义的自由诗。戴望舒在新月诗风疲敝之际，李金发诗才枯涩之余，从法国初期象征诗人那里得来了很大的影响，写出了他的新鲜的自由诗，在他个人是相当的成功，在中国诗坛是造成了一种新的风格。直到如今，有意无意地摹仿他的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