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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着人民对土耳其压迫者的仇恨，而最后那本诗集是歌咏保加利亚人民对俄罗斯的感激的，因为保加利亚终于得了俄罗斯的帮助，在一八七七年推倒了土耳其的羁轭，完成了民族独立的斗争。
一八七八年，伐佐夫回到祖国。他的故乡索波特已经成为一片废墟，他的父亲也已被土耳其志愿兵杀死了。这个残酷的印象后来就被描写在《轭下》的最后几章里。一八七九年，他被选举为省议会的委员，住在当时的首府菲利波波利。
在那里，他印出了最早的散文著作，有短篇小说《不久以前》、《米脱洛番》、《亚喜尔哈只》及《亡命者》；此外还有两本诗集：一本是《田野与森林》，一本是旅行意大利的收获，《意大利诗集》，出版于一八八四年。
一八八五年，塞尔维亚侵略保加利亚的时候，伐佐夫到史列夫尼察、查列孛罗和比罗特等战地去巡视了一趟，非常感动于保加利亚兵士英勇卫国的精神，就写下了许多诗，集名为《史列夫尼察》，以抗议塞尔维亚国王米兰的侵略罪恶。但是，当一八八六年，巴登堡亲王亚历山大逊位以后，史丹波洛夫的资产阶级独裁政权在保加利亚建立起来，被目为“亲俄派”的伐佐夫就被迫离开他的祖国，流亡到俄罗斯的敖得萨，在那里，他把一八七六年的起义经验写成了一部最好的革命史诗，这就是他的著名小说：《轭下》（PodIgoto一八八七）。
一八八九年，伐佐夫回到保加利亚，住在索菲亚，在那里继承了一个伯父的一些遗产。《轭下》就在保加利亚人民教育部所主办的《杂志》（Sbornik）上陆续发表。这个刊物还在一八九二年发表了伐佐夫的又一部著作《里洛大沙漠》，一八九三年又发表了他的《在洛陀普深山中》。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二年，他主持了《晨星月刊》（Dennitsa）的编务。一八九四年，史丹波洛夫独裁政权瓦解后，伐佐夫就当选为人民会议代表。
一八九五年，任教育部长。一八九六年，发表第二部长篇小说《新的大地》，一九○二年发表了第三部长篇小说《卡札拉尔的女皇》。这期间，他还发表了许多短篇小说及诗歌。一九一二年，巴尔干战争爆发，斯拉夫联军击溃了土耳其帝国之后，他又出版了一个诗集《胜利的雷声》。一九一九年，帝国主义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他看了反动的统治集团造成保加利亚人民的厄运，在怒愤的情绪下出版了诗集《它不会灭亡的》。
一九二○年，保加利亚人民盛大地庆祝了他的七十寿辰及从事创作五十年纪念。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三日，他正在写一个剧本《宝座》，以心脏爆裂症突然逝世，九月二十八日，人民非常哀悼地在索菲亚给他举行了葬礼。
在伊凡·伐佐夫这位热爱祖国、反抗土耳其暴虐统治的民主作家一生的作品中，鲜活地反映了保加利亚的最关重要的半世纪的历史。他是这一时期的保加利亚人民的代言人，他的思想和工作都是和他的祖国的及其苦难的人民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至今还受到保加利亚人民的崇敬，而成为保加利亚民族文学的典范作家。
关于《轭下》
在再度流亡外国的期间，伊凡·伐佐夫的情绪是很苦闷的。一八七七年的全民革命的胜利的果实，不多几时就被资产阶级的独裁者篡夺了去，付出了许多代价的保加利亚人民又陷于一种新的奴役生活中，这是多么可悲的国运啊！伊凡·伐佐夫再三地回忆着当时那些参加革命的英勇人物，而尤其使他不能忘怀的，是一八七六年那次失败的起义。
住在敖得萨，在百无聊赖的心境中，伐佐夫就天天写小说，以减轻他精神上的痛苦。
他自己说：“回想到祖国可爱的生活，为了存念这被委弃了的祖国的一切，写小说成为我唯一的工作了。在流亡生活的辛酸滋味中，写小说成为我唯一的安慰了。”
《轭下》就是这些工作中最伟大最不朽的成就。
这是一部近代史的传奇小说，充满了诗意的浪漫气氛，却又是多么现实！十九世纪后半期，中东欧诸国的民族解放斗争，产生了许多文学杰作，使那些向来不为世人所注意的小国文学，成为欧洲文学的一个重点，而以这部《轭下》为典型的代表作。我们不能读保加利亚原文，因而无从欣赏它的文字之美，虽然据文学史家告诉我们，这部小说对保加利亚民族语文有很大的贡献。从故事方面看，我们很容易看出这部小说渗透着浓厚的自传性。故事所集中的地点，倍拉·采尔克伐，就是作者的故乡索波特，奥格涅诺夫这位可敬可爱的民族英雄，也多少有几笔是伐佐夫的自画像。他自己也说过：“我的目的是在于描写保加利亚人民的奴役生活，和革命的鼓舞人心。夜间想起的东西，很快的就把它们写下来。我以热情和兴奋，专心于这部小说，而以创造的想象力工作着。这里有许多遭遇，都是我亲身经历的回忆与观察。其中大部分人物，都是索波特的真实人物，不过用别的名字来叙述罢了。除了个人回忆所及之外，这部小说的材料来源，有些都是革命时参加工作者及目击者的故事，有些是查赫利亚·史朵扬诺伐所著《保加利亚革命别录》和史达耶那·查依莫伐所著《往事集》中所载的事实。”
在土耳其统治下的保加利亚，有一种被称为“楚尔巴义”（Chorbaji）的资产阶级。
“楚尔巴义”原是一个土耳其字，直译起来，义为“羹人”，即为苏丹掌御膳的人。后来这个字成为一个官职名，职司军费度支，其阶级大约相当于上尉。再后来，这个名称就被用以称呼信奉基督教的保加利亚农村中的大户，因为那时还没有客栈这种设备，村中来了不速之客，就由这种大户负责招待。因此，久而久之，凡有钱的地主，商人或工厂主，均被称为“楚尔巴义”，而这个字乃成为保加利亚人的一个阶级称谓了。楚尔巴义阶级，因为是一种资产阶级，当然都是保守的。所以，在保加利亚民族解放斗争中，进步人士都认为这个阶级的保加利亚人最有问题。他们不热心于革命，有些甚至为了保全自己的财产，而不惜出卖革命工作者。但伐佐夫在这部小说中却替这个阶级作了辩护，至少他认为这个阶级的保加利亚人并不全是叛背祖国的反革命分子：马柯就是一个典型的进步人物，姚尔丹虽然是个反动的楚尔巴义，但他的女儿和儿子都走了另一个极端。
这是由于伐佐夫对楚尔巴义阶级的原谅与推爱，但这种辩护也仅仅限于对异族异教的土耳其统治者斗争的时期，因为在史丹波洛夫独裁政权统治之下，就没有什么楚尔巴义与劳苦的人民大众站在一条战线上了。
关于这个译本
对于我，《轭下》是一部久已闻名了的作品。早在二十年前，从倍蔻（E．A．Baker）的《英文本最佳小说指南》中知道有一个英译本，收在爱德门·戈斯（EdmondGosse）给海尼曼书局编的《国际文学丛书》中。出版年月是一八九三年十二月。查此书的保加利亚原文单行本，第一部出版于一八八九年，第二部及第三部出版于一八九○年，可知英译本是原书出版后第三年就有了，但是这个英译本却多年未能得到。一九三五年，在郑振铎先生所编《世界文库》中，见到沈雁冰先生的译此书的预告，可是一直到《世界文库》停刊，还未见沈先生的译文。一九四六年，我忽然在上海一个旧书摊上发现了这个英译本的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修订新版本，里封面上有沈雁冰先生的签名与印章，这必然是沈先生曾经计划据以翻译的那个本子，不幸在流徙中散失出来的。
我把这个本子买回家，一气读完了，就很想把它翻译出来。但是那时候，一则自己没有空闲，二则出版界正在低气压中，无法实现我的理想。直到去年，我想在暑假里做些工作，就向文化工作社提出了这个计划。由于他们的赞成和资助，我才能从五月中旬起动笔翻译这部名著。
在翻译的过程中，我发现有许多关于土耳其或保加利亚的历史，风俗，服饰及专有名词，不易了解或不知该如何达意。英译本虽有少许注解，还嫌不够。适巧国际书店运到了一九五○年莫斯科出版的俄译本《伐佐夫选集》，全书两卷，第一卷是中篇小说及短篇小说，第二卷就是《轭下》。这个俄译本《轭下》卷末附有较多的注解，我就请凌渭民先生翻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