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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华也是很被看重的电影公司之一。文艺代表大会筹备会正考虑邀请文华公司的主持人。总之，能来便来，为着团结，为着了解与学习，为着建设一个新的电影戏剧艺术文化，要有新的电影戏剧文化，都有来的必要。祝
健康！
家宝上
６月９日①
前此，曹禺和柯灵曾收到黄佐临和桑弧的电报，催促他们迅速返沪商讨文华电影公司所面临的问题。为此，曹禺写了这封信，刊登在该公司出版的《文华影讯》上。到了解放区还不到半年时间，显然他为新的事业所吸引了，许多事情需要他重新思考，重新学习。显然，他还没有足够把握回答一些问题，但他的热情却在信中洋溢着。
从６月３０日开始，他就全力投入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的活动之中了，他是作为南方代表第一团的代表而参加大会的。７月２日，大会正式开幕，庄严而隆重的会场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家和艺术家，这是一次中国有史以来空前而又盛大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的会议。曹禺回忆说：可以说，我是生平第一次，大概也是与会代表第一次在中国国土上参加这样的伟大的文艺盛会，是一种从来没有的大团结，是一次令人终生难忘的聚会。对我的一生来说，当时我感到是一个新的开端，那种感情是难以描写的。我还没有经历过像共产党这样重视和关心文艺工作，给文艺工作者以如此崇高的地位和荣誉。那时，可是千头万绪，百废待兴，百事待举啊！新中国还未成立，党就先把全国文艺工作者请到北平聚会。①他带着满腔热忱重新学习，领会新的文艺理论，新的文艺工作的路线和方向。会议所安排的各种活动，他带着一种渴望去参加，去观摩，去学习，如艺术展览会、各种演出，凡是他能去看的他都去看了。特别是话剧的演出，《红旗歌》，《炮弹是怎样造成的》《反“翻把”斗争》等剧目，他都作了细心地观摩。尽管这些戏在艺术上还不够成熟，但它们所反映的新的人物新的主题新的生活气息，却使他耳目一新。给他安排了一次大会发言的机会，７月１１日，他以《我对于大会的一点意见》为题作了发言，这也可以说是他到达北平后，第一次发表他对新文艺思想学习的体会。他说：我们是在毛泽东思想领导与新民主主义旗帜之下团结起来的。这是我们的原则。
今后的文艺批评与文艺活动必须根据这个原则发展。我们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研究、认识新民主主义与今后文艺路线的关系。从思想上改造自己，根据原则发挥文艺的力量，为工农兵服务，为新中国文化建设服务，这是我们每个人应该解答的课题。然而首先却是团结。自然我们必须在群众生活中得到教育，但作为开始，更需要在这次全国文艺干部的大会里获得初步的团结。团结需要大家互相了解，互相认识彼此在思想上与业务上的短长。由于各人的历史、环境与经验不同，大家对于如何致力于新民主主义阶段的群众文艺的作法可能有些歧异。我们只要避开本位主义与经验主义的作风，了解客观情况而不隔断历史，便会明白思想的进步，在今日的我们可能是程度上的差别。参差的观点只要不违背原则，不停留于眼前的阶段，将会充实丰富文学艺术的检验与发展，是有益于普及与提高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艺术的。
严肃而深入地互相学习，互相教育，一面是诲人不倦，一面是学而不厌。时时刻刻检查自己，勉励别人，来保证全体的进步，解决客观现实的文艺要求。我们的团结里必须有斗争，斗争中必须有团结，在不断地正确批评与自我批评中，我们应该保持诚恳与谦虚的态度。有了这种态度，才会认清我们大家可能都有些缺点，绝对地都有些长处。因为在今日，每个人都是拿出了最优良的一部分，来促成这史无前例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的大团结。①大会于７月２８日结束，历时一个月。在这次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并且是全国文联编辑部的负责人之一。他还被选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和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电影艺术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大会闭幕后，１０月份，他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国立戏剧学院的副院长。这一系列的社会职务和行政职务，都压到他的身上来了。
文代会刚刚开过，他于９月２１日，作为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的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加到迎接新中国成立的政治活动之中。大会于９月３０日结束，他又被委派负责政协的对外文化工作，直到迎来了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大典。这使他沉浸在幸福和欢乐之中。他曾对赵浩生谈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心情：那真是高兴。知道国家站起来了，过去有自卑感，挨打挨惯了。过去，你看，就５月一个月里，就有多少国耻纪念日？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难过。我还赶上二十一条那件事，……唉，不快活的日子太多了，从１９４９年以后心里好过了。①他的心情是振奋的，由一个受着压抑的时代跨进了一个新生的时代，真好像从一个旧的世界走入一个新的世界。天天都是令人鼓舞的消息，时时都碰到新鲜的事物。他受到党和人民如此地厚爱和信赖，使他由内心产生一种献身给新中国伟大事业的热情和信念。
他的心是真诚的。他信任党，他愿意响应党的号召，接受领导上交给他的一切工作。他也很想把自己改造一番，去拥抱新的生活。在全国解放初期，除了忙于对外文化联络工作之外，他努力争取各种机会到工农兵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他去过工厂，去过农村。
１９５０年初，他同中央戏剧学院的同志们一起到北京一家私营工厂中去，和工人交朋友，同他们建立友谊。他还到过安徽省的农村，参加当地土地改革运动，也曾出现在治淮的工地上。在农村同农民同吃同住，使他进一步了解到中国农民的苦难生活以及分到土地的欢悦心情，看到农民为了“一定把淮河治好”那种惊天动地奋不顾身的劳动场面和劳动热情。如果说，写《原野》时，他主要还是根据他听到的故事，如今是直接体验到劳动人民的勤劳朴实的品德。他说：“在那短促的时间里，我曾有错误的认识，靠了群众的帮助，得到了及时的修正。”当然，他也很想搜集些创作素材进行创作，但是，他却不能深切地把握它：显然，他要创作反映新的生活的剧作，描写工农兵的形象，还需要长时间的摸索和积累，是不可一蹴而就的。面对着沸腾的生活，怎样着手新的创作，成为他的一个尖锐的课题。新的文艺方向，新的文学观念，他的文艺创作，该从哪儿起步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