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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沉浸在他的角色之中。那时，他也像莫扎特一样，过着贫困的日子，也曾尝过像莫扎特经受王公贵族统治的味道。艺术家的心灵总是相通的。他崇敬莫扎特，用心体验莫扎特，莫扎特的形象激励着他。剧中柯大主教逼着莫扎特回到沙尔兹堡去，莫扎特一再申诉着他的请求，恳请大主教不要拒绝他的请求：
柯大主教（大声叫出）我永远不能把我这宝贵的工具让给任何人！
你是一架琴，上帝把这架琴交在我的手里，就应该由我来替上帝尽责。
莫扎特（直率）可是大人，我不是别人随便弹弄的一架琴，音乐是从我心灵里发出来的，是我的心的声音。
这几乎喊出了曹禺的心声。在《蜕变》的审查中，他饱尝了统治者扼杀艺术、扼杀艺术家心灵的滋味，面对着审查官老爷的挑剔，他也是一样的痛苦的啊！莫扎特没有在大主教前低下他那高贵的头，他喊出了：“大人，我不去！”演到这里，曹禺的心里感到一种痛快，一种骄傲。
在演出中，最使他激动的，莫过于最后一幕了。莫扎特知道自己的生命就要结束了，但是，他在病中作曲，他早已把病置之度外。那些关心他的朋友劝他不要再作曲，不要再跳舞，不要再喝酒。格蕾特那样惊异地问着莫扎特：“您怎么可能这个样子呢？刚才您自己说，您的生活多么艰难，多么悲痛，可是您写出来的音乐，怎样又像夜莺，像百灵鸟，像春天那样的快乐？”莫扎特回答说：我的小格蕾特，生命既不是悲哀，也不是苦痛，那才不是生命呢。生命是你亮亮的眼睛；你的美丽的嘴唇；是天上的云彩；是有月亮的夜晚；是秋天的树叶，快乐地披上了灿烂的衣裳；是拉斐尔的图画，是巴拉士坦的合唱。美呀，美呀，生活是多美啊！不过在它上面，都压上了许多沉重的锁链，多少妖魔鬼怪，吸尽他的血，折磨他，压迫他。但是我的音乐是从生命的最深源泉发出来的，这些怪物没有法子靠近它。生命在歌唱，不顾一切地在歌唱。总有一天它从脚镣手铐的捆绑中解放出来。那时候，它就自由了，充满了快乐，像音乐一般地光明起来！不过我，我活不多久了！
这是一曲充满诗意的动人的生命之歌。曹禺在他的《北京人》中也曾唱过他自己的生命的歌，探索着人生，思考着人生。好像这首生命之歌就是从心中深处唱出来的，又像泉水一样渗人他的心田。每演到这里，他那明亮的眼睛闪烁着动人的光芒。
还有爱洛霞同莫扎特诀别的一场戏，也使他沉浸在那充满悲伤的诗意境界之中。莫扎特那种为了艺术创造而不怕牺牲的伟大灵魂，把他吸引住了。莫扎特决不后悔他和爱洛霞的爱情所曾带来的痛苦：“爱洛霞，我尝过了多少痛苦，可是我并没有丢失什么，现在一切都变成了音乐了。”莫扎特临死前仍然这样说：
我不过才３５岁呀……在我最后的一刻，我不知道是否真把我才能里可以给人快乐的都拿了出来，不过生命的价值不是拿寿命的长短来估量的，有这种时候，有这种工作，人们在一刻钟把一生都活了，我有过这样的时候，我有过的。如果我的生命再延长一百年，它的快乐，它的感受，也不会因为这个而更深刻的，就这样生命已经很充实了，我是满足的。
莫扎特的生命到了最后一息，他还在指挥着人们唱他的《安魂曲》，朋友们为这乐曲深深感动了，抑制着眼泪，不能再唱下去了。莫扎特说：啊！可怜的朋友们，……你们的心太沉重了，那是唱不好的呀。我这些调子，有一天会给自由快乐的人们唱的。你们为什么哭呀？这不过是音乐呀！过去的一切，也都是“音乐”啊。无论如何，生命是美丽的……
就这样，莫扎特的眼闭上了，一个伟大的生命，一颗伟大的灵魂安息了。曹禺同我曾这样谈到：演到莫扎特生命的最后一息，似乎连自己的生命和灵魂都来了一次升华。我喜欢这出戏，我喜欢莫扎特这个形象。写一个角色和演出一个角色都要用自己的心灵去创造。我演得不够理想，但我确是用我的全部心灵去拥抱这个角色。演过这出戏之后，我再也没有演戏了。①
张瑞芳曾经这样回忆《安魂曲》的演出，她说：“当时金山想演莫扎特这个角色，但张骏祥请曹禺来演，路茜演女主角。曹禺的道白很精采，在他同女主角的一段对白中，他的表演十分有感情。曹禺在排练中台词发挥得很好，只是上台后，因音量提高，稍嫌逊色。曹禺对外国人的生活习惯和性情心理体会很深，所以他演的莫扎特味道十足，连外国人看了也很满意。”①评论家刘念渠对曹禺这次演出的评价很高，他说：“曹禺不仅表现了一个音乐家莫扎特的形象，而且表现了一个受难者的灵魂。……在莫扎特这个人物中，他注入了自己的感受和体验，注入了自己的生命和灵魂，水乳交融地流泻着、迸发着。是这样的，他使这个人物有了深度。”②这个评价是中肯的。
《安魂曲》的演出，博得观众的欢迎，特别是在文化知识界反响尤为强烈。官方从中捣乱，企图阻止观众，但上座率不断上升。吕恩回忆说，有一次演出结束，外面大雨滂沱，重庆的街道坡坡多，小巷多，一下雨道路泥泞难于行走，时间已到下半夜的两点钟了，雨还没有停止的迹象。导演张骏祥在舞台上踱来踱去，他忽然计上心来，把大家叫到一起，建议同仍留在剧院里的观众联欢。这些观众是从沙坪坝特地走进城来看戏的大学生，他们热爱话剧，宁愿节衣缩食也要节约出买戏票的钱，是最忠实的观众。他们喜欢《安魂曲》，对剧中的奥地利统治阶级无比愤恨，他们说：“历史有时会开玩笑，出现惊人的重复或者说惊人的相似。我们决不允许剧情中的历史在我们生活的时代相似地出现……。”在联欢中，演员和观众像故友重逢，讲故事，拉家常，玩抢椅子游戏，拍手唱歌，成为朋友。③《安魂曲》激起正义青年的热情，这出戏把演员和观众的心联结了起来。
最动人的，也是令人难忘的，是陶行知先生看了《安魂曲》后，他感动得流了热泪。他知道第二天是《安魂曲》最后一场演出了，便连夜赶回育才学校。更深夜半，敲响了钟声，把“孩子剧团”的同学集合起来，向他们讲了他看《安魂曲》的感受，要求学生从学校所在地——草甸子出发，步行一百里赶到重庆城里去看《安魂曲》。这些孩子们坐在戏院楼上的台阶上看完了这出戏，使演员们十分感动。曹禺回忆此事时说：“我为陶行知先生这种精神感动了，也为孩子们的精神感动了。”陶行知夜半敲钟去看《安魂曲》，在重庆一时传为佳话。①
曹禺传第二十三章 两部史剧的夭折
第二十三章 两部史剧的夭折
从１９４１年１０月的“雾季公演”，到１９４２年５月，在重庆共演出３０多出话剧，迎来了重庆话剧运动、也是中国话剧史上的黄金时代，而《屈原》的公演则是它的高潮。
在重庆这样一个几十万人的城市，有五大剧团，即中华剧艺社、中国剧团、中国万岁剧团、中央青年剧社、中国艺术剧社同时演出，向着黑暗统治进行冲击，喊出了正义进步的声音。
当然，斗争也是艰苦的。国民党顽固派千方百计来破坏进步的戏剧运动，他们把陈铨的《野玫瑰》推出来，来诋毁《屈原》，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公然叫喊：“哪个说《野玫瑰》是坏戏，《屈原》是好戏，那个人就是白痴。”他的话成为笑柄，即使国民党的报纸也没有为《野玫瑰》叫好。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黄金季节，曹禺的剧作一部又一部地被搬上舞台，《蜕变》、《北京人》、《家》、《正在想》、《镀金》，还有《雷雨》、《日出》和《原野》，为这黄金时代增添着热闹和光彩。１９４３年１月，一个戏剧刊物《戏剧月报》创刊了，曹禺、郁文哉、凌鹤、贺孟斧、陈白尘、赵铭彝、陈鲤庭、张骏祥、潘孑农九人组成了编委会，在创刊号的“本报特刊稿件预告”栏中，公布了曹禺的《三人行》即将问世的消息，曹禺还写了一篇《创作经验谈》。同时，他还投入《安魂曲》的排练和演出。２月１９日，他应邀到上清寺储汇大楼重庆储汇局同人进修服务社讲演，题为《悲剧的精神》；２月２８日又在重庆文化会堂发表演讲，题目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