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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的浩瀚博大令其折服，而契诃去戏剧于平淡中见深邃的风格也使他倾心。契诃夫把他迷住了。他觉得契诃夫同易卜生、莎士比亚都不一样，契诃夫的戏剧感情深沉而不外露，在它那里看不到一丝雕琢的痕迹。凡是曹禺心爱的剧本，他总是喜欢反复地读。《三姊妹》，他不知看过多少遍了，但他仍然兴趣不减，有时一合上眼睛，眼前就展开一幅秋天的忧郁的图景。玛夏、京林娜、阿尔加这三个有着大眼睛的姐妹，悲哀地偎依在一起。他似乎看到她们眼中泛起的湿润、忧伤和悲愁。有时，耳边响起了欢乐的进行曲，又谛听着那充满欢欣的军乐渐渐远去，消失在静默和空虚之中。他仿佛看着年长的姐姐阿尔加，在喃喃地低诉她们生活的挹郁，希望的渺茫，徒然地工作，徒然地生存着。他沉浸在这戏的氛围里，自己眼里也浸着泪水。《三姊妹》抓牢了他的心灵，他暗下决心，要俯首贴耳地拜契诃夫为师，低声下气地做个劣等学徒。他把这个审美的追求深深地藏在心里。
他流连于世界戏剧艺术的长廊里，除了这些令他醉心的戏剧大师，其他如法国的博马舍、莫里哀、雨果、大仲马、小仲马、罗曼·罗兰……德国的莱辛、歌德、席勒……英国的王尔德、肖伯纳、高尔斯华绥，还有开现代派戏剧长河的斯特林堡、霍普特曼、梅特林克等人的剧作，都在他系统阅读之列。他在没有写《雷雨》之前，已经读了几百部中外剧作。
还在天津的时候，他就开始迷恋音乐了。来到清华，他对音乐就更喜爱了。学校有一个军乐队，有着各种乐器，大礼堂经常播放音乐唱片，供爱好音乐的学生欣赏。
是一种十分奇妙的联想，每当他走到大礼堂前就想起天津的法国教堂，好像巴赫的弥撒曲又响在耳边。他又总是把辉煌的建筑和音乐联在一起，清华的大礼堂较之天津的法国教堂更令人赏心悦目，闪闪发光的金色的大门，耸立着高大的圆柱，半个球形的圆顶，显得格外庄重。门前的草坪一片葱绿，更显得它巍然静穆，似乎它本身就是一首乐曲。偏偏这里又经常传出动听的音乐声，他就成为到这里欣赏乐曲的常客。他陶醉在贝多芬的乐曲中，他特别喜欢贝多芬的第六交响乐，它的和谐、明朗、纯朴、愉快的旋律，好像使他置身在鸟语花香的田野里，呼吸着清新的沁人心脾的空气，沐浴着温煦的阳光，陶醉在人与大自然交往而引起的丰富的心灵感受之中。他欣赏音乐，从不去理会什么是乐曲的主题。但是，他喜欢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那“命运的敲门声”却能心领神会，强烈感受到那种挣脱黑暗的艰难和赢得光明的喜悦，那富于进取搏斗的旋律震撼着他的心灵。再有就是莫扎特的乐曲，莫扎特一生的遭遇，使他对这位音乐家肃然起敬。他惊叹他的天才，他同情他，他愤恨那个摧残压制天才的时代。他特别喜欢莫扎特的第四十一交响曲，是一种不可言状的情感交流，也许是它那雄伟的史诗般的风格和对希腊悲剧的感受交融起来，而它那种具有强烈探求的主题音乐，唤起他当时内心探求的激情。特别是它的第二乐章，时而愤怒咆哮，时而沉思静想，那种带有悲壮的戏剧性，诱发起他感情的缴荡。对巴赫的作品接触更多了，无论是他的《受难曲》，还是《ｂ小调弥撒曲》等，都能引起他对人生的思索。曹禺更进一层领会到巴赫作品中的哲理意味。其他如海顿、舒伯特、肖邦的乐曲，他都有所领略。古典音乐的庄严肃穆，常常把他带进一种不可言喻的冥想之中，是美好的憧憬，是人生的思索。而对交响乐，它那严整而复杂的结构，更使他感受到高度的和谐和完整，是整体的把握，是境界的感悟。曹禺说，
不知我怎么就又迷上音乐了。那时清华大学有军乐队，我跟一位老师学巴松管，但是很难吹，吹了一段时间，就没有再坚持下去。学校里有很多唱片，我接触交响乐就是在清华开始的，我很喜欢莫扎特的作品，很抒情。听巴赫，听贝多芬的唱片，就慢慢地渗透进来了。我对西洋音乐很感兴趣，像著名的意大利歌唱家葛利多兹，花腔女高音，也是听得入迷的。记得是德国的古诺夫，在北京饭店演出歌剧《浮士德》，那是最有名的歌剧，从清华赶到城里去看。我既不会拉，也不会唱，但音乐的影响对我很深，也说不清是怎样的一种影响。①他的同学陆以循回忆说：家宝在清华就喜欢音乐，在乐队里吹过巴松管，大概是他已经上三年级了。他比我高两个年级，我们又住在一间宿舍里。我一进清华就热衷学小提琴，在城里跟一个俄国老师学，家宝跟王龙陞老师学巴松管。当时清华还有一个德国老师古普柯教钢琴，一个俄国老师托谋夫教小提琴，清华乐队搞得很红火。家宝对我学小提琴很支持。我当时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去搞音乐了，考试能通过就行了。家宝很赞成我的做法，他是很热情的，也很诚恳。他以为一个人热爱上一种事业，就搞下去。他觉得考试不是很重要的。①
音乐对曹禺的影响是潜在的，对音乐的感受都渗透在他的艺术细胞之中。他自己说，这种音乐影响说不清楚，其实音乐对他的艺术的和谐感、节奏感、结构感都有着潜在的陶冶。可能，人们会想到他的《雷雨》的“序幕”和“尾声”，不仅可看到希腊悲剧中合唱队的影响和启示，还特意安排了巴赫的ＨｉｇｈＭａｓｓｉｎＢＭｉｕｏｒＢｅｎｅｄｉｅｔｕｓｇｕｉＶｅｎａｉｔＤｏｍｉｎｉＮｏｍｉｎｉ，大风琴伴着合唱颂主歌，教堂外边的钟声从远处传来，使序幕具有浓郁的肃穆的氛围，把观众引入剧情之中。后来的《日出》的打夯号子，也是把音乐插入戏剧的尝试。但曹禺的音乐感是更深邃地渗透在他的戏剧情境、戏剧结构、戏剧节奏和戏剧语言之中。这些，倒是只能意会而不好言传的。
当曹禺正在尽情享受着读书的欢乐时，他怎知道，清华园也并非是一座“世外桃源”。这座闻名于世的大学，历来就充满着斗争。国内政局的变化总是在清华反映出来，单是１９１１年到１９２８年，１７年间，校长就十易其人。军阀政府每改组一次，就要更换一次校长，而师生同当局的斗争，也加速了校长的更迭。曹禺还未进校之前，１９３０年５月，清华师生曾掀起“驱罗”运动。校长罗家伦在国民党支持下推行党化教育，独断专行，视教授为草芥，激起师生愤怒。趁当时各派军阀“中原大战”正酣之际，阎锡山、汪精卫在北平另组“国民政府”，蒋介石在北方一时失势，便发动了“驱罗”运动。清华学生代表大会提出“请罗家伦自动辞职”议案，罗家伦悻悻而走。紧接着又有师生抗议阎锡山派乔万迭出任清华校长的事件发生，乔万迭未能上任便被清华人赶出清华。１９３１年，蒋介石利用奉系军阀驱散了阎锡山、汪精卫的“国民政府”，便把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的副教务主任吴南轩派做清华校长。他口口声声说“受命党国”，一到校便施展为清华人所深恶痛绝的个人专横手段，于是又展开了一场“驱吴”斗争。在这次驱吴运动中，曹禺也参加到师生斗争的行列里。他参加开会，参加罢课和请愿活动，直到把吴南轩赶走。这使他第一次尝到民主的胜利和欢乐，也感受到学生自己的力量，他觉得清华人热爱自由和民主，对独裁专制，对所谓“党国”统治是决不能容忍的。
对曹禺震动更大的是“九·一八”事变。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来，整个清华园都震动了。全校同学几乎都跌入一个空前灾难的悲愤之中。就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清华学生就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开展了各种抗日救国活动。同时，建议北平各大学召开学生代表大会，成立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随之，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国民党反动派对此十分恼火，于９月２１日召开了北平军警宪和各校负责人会议，通过了镇压学生运动的四项决议：禁止学生罢课；不许学生结队游行；学生讲演应以三五人为限；学生开会得经校当局批准，并由警察参加“保护”等，这更激起广大学生的愤慨。学生代表组织代表团到南京请愿。
在这震惊中外的流血事件中，曹禺爱国热情也越烧越旺。他对当时少数右派学生破坏抗日救亡运动深为痛恨。特别是对一个尚××，他憎恶透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