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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捣中国大后方的奇迹来。
同时，冈村宁次还想以此来呼应陷入绝境的南方军：“莅任南京听取各部、课
长所作情况简报后，我首先想到，以前虽亦考虑过全军的情况，但就任总司令官后，
考虑问题更须着眼于战争全局。在太平洋和东南亚的南方军屡经苦战，前途堪虑。
国内情况虽不甚详，但财政困难当属无疑。当前，南方军总兵力约75万，而我中国
派遣军则拥有105万大军。战争重点虽在南方军方面，但就兵力而言，主力却在我这
方面。以如此重兵仅能维持现状，心甚不安。如何报效祖国，如何支援陷入苦战的
南方军，此乃就任总司令官后首先考虑的问题。”他要孤注一掷全力扑向重庆，企
图彻底解决中国问题，之后抽出兵力至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挽救日本失败的命运。
为了赶上1945年1月3日大本营召开的军事会议，冈村令参谋人员在元月1日前拟
好进攻四川的作战计划。
在派遣军参谋长松井太久郎中将的率领下，参谋们加班加点忙了半个多月，终
于在1945年元旦上午，把“中国派遣军关于今后作战指导之意见”送到冈村案头。
这个计划的主要内容是：自3月份开始，衡阳第20军的第40、第47、第116师团
由宝厌攻向芷江，在方月中旬，用一个半月时间，由左江沿川鄂交界地带攻占涪陵，
尔后渡长江攻占重庆。自3月下旬开始，桂林第11军的第3、第13、第58师团由宜山
攻向贵阳，此阶段约需一个月，在贵阳地区，20军第40师团一部归11军指挥，第13
师团在安顺作战役警戒，第3、第58、第40师团于5月中旬由贵阳攻向沪州，尔后渡
长江，北上攻占成都。第20、第11军完成该作战任务后，即向四川东、西地区扫荡，
以巩固占领区。驻武汉第34军，在适当的时候，由宜昌之第39师团攻向万县，以策
应第20军攻占重庆。
胃口是够大的。冈村还问：“时间上能不能再作压缩，由4个月缩短为3个月？”
松井太久郎道：“恐怕不行，这已经是勉为其难了。”
冈村说：“好吧，松井君，你明天就启程回东京，向大本营介绍我们进攻四川
的计划，相信一定会得到支持。” 10天后，松井太久郎从东京回来了，带来的却是该计划没被大本营批准的消息。
东京给冈村的指令是：全力准备应付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以确保本土国防资源。
这盆冷水浇得他透心凉。他感到日本帝国的前途没什么指望了，大本营里找不
出几个精明的军事家。他认为鉴于军事的、政治的诸多原因，“美军对踏上中国土
地有所顾虑，大规模来华登陆的可能性极小。而大本营判断大量美军在中国东海岸
进行登陆作战可能性很大，并命令准备迎战”。退一步说，即使美军真的再重演一
次诺曼底登陆，“依我看来，此乃意外之幸事。以我擅长苦战之派遣军，若将大部
美军引至中国大陆，以减轻皇国本土之负担，正所欢迎。我所虑者唯有帝国全局之
未来”。
后来的事实应验了冈村的判断，直到战争结束，美军也没有在中国东海岸进行
大规模登陆作战的意图和行动。因为它的战略重点，首先是在欧洲，其次在太平洋
战场。
使用六七个师团的兵力远途进攻四川，确系冒险之举，但在全局被动的情势下，
舍此还能有何良策？冈村根据他多年与中国军队作战的经验，认为此举能够取得成
功。“数月前，我军占领桂林、柳州迫近贵州省境时，重庆阵营内不就曾出现迁都
西康省的议论吗？”曾于1944年10月到重庆出任驻华美军司令兼中国战区参谋长的
魏德迈上将，战后在其名著《魏德迈报告书》中，也从另一方面认为冈村的主动进
攻计划若实现，将是最凶险的一招。书中写道：“当时在印度受美式装备训练的蒋
介石嫡系军队有5个师，限于运输能力，至多只有2个师可调往重庆，故日方若进攻
重庆，或能成功，对中国方面来说，可能为一重大打击。然而远比重庆更重要的要
地是昆明。该地为物资集中、补给唯一枢纽，倘陷入敌手，即使再顽强的中国军队
也将举手投降。”当然，这是魏德迈的一家之言，不过从中可看出，冈村此人确比
远在东京的大本营那帮人胜算一筹。
1月下旬，冈村召集各军司令官以上高级将领会议，想鼓动他们支持自己的作战
计划，然后以与会者集体名义再次呈请大本营批准。但是，会议连开几天均很沉闷。
继冈村之后担任第6方面军司令官的冈部直三郎大将，一个月前按照冈村建议的飞行
路线赴广州视察第23军时，途中恰恰遭遇到美军飞机的拦截，虽未丧命，可被弹片
击伤的肋骨至今还隐隐作痛，他后悔不该听冈村的话，走那条倒霉的航线。他对冈
村的冒险计划不以为然，不赞成再发起大规模进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下村定，因
在国内高级指挥机关呆了多年，养成了遇事顾虑重重的思维习惯，没有多少锐气。
同时他认为，日本已是四面楚歌，中、美与日的敌对自不用说，日苏的中立条约仅
仅是一纸空文，苏联随时都会对日宣战，如果刺激了苏联，苏军除了打关东军，其
次就是打他属下的驻蒙军，因此，他也不主张发动大的进攻。
这样，冈村就是在中国派遣军内部也有点孤家寡人的尴尬了。会议结束时，他
觉得应给这些高级将领打打气，发言道：“太平洋上的险恶狂澜，已逐渐向帝国本
土及中国大陆袭来。处此战局危急、皇国兴废之关键时刻，拥有百万大军的中国派
遣军，全凭在座的12位军以上司令官竭尽全力，奋起迈进，以打开危局……”
会议草草收场，冈村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却又不好向这些方面军大员发作。
于是，冈村恼羞成怒之际，借故将派遣军参谋长松井太久郎从身边调走，换上了小
林浅三郎中将。他认为松井在协助自己制定计划时态度就不坚决，到大本营汇报和
游说的工作，做得也不理想。
直捣重庆大后方的计划告吹了，根据大本营要他准备迎击美军登陆的指令，他
只好拟定了以长江下游的三角地带（沪、杭地区）为主战场，以广东和山东半岛为
分战场的作战方案。为此，他把远在广西桂、柳一带的第11军作为对付美军的决战
兵力，边与中国军队交火边后撤，向沪杭地区集中；同时他仍向大本营积极反映自
己的主张，等待批准。这件事，就暂告一段落。
就任派遣军总司令以后，他另一件费尽心机的事情是所谓“和平”工作。他之
所以强烈主张进攻四川，其实也是企图以军事压力作配合，在有利于日本的条件下
实现停战。“自我就任总司令官直至停战的8个月期间，最重要事项有二，即进攻四
川计划及开展对重庆工作。”东条英机内阁在1944年7月下台后，小矶国昭随即组阁，
转年初他通过杉山元陆相向冈村发出指示，由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全权负责对重庆
的和平工作。
冈村在侵华日军将领中，素有所谓“不扩大派”之称，又因自青年时代起长期
在华工作，在中国军政界有许多熟人，所以，东京认为由他主持这项工作，不致引
起重庆方面的反感。当初，预感到日本战局败势已定的大本营，让冈村当这个末任
总司令官，也是有这种考虑的。
说来话长，早先“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冈村就不持积极态度。他当时任日
军第2师团师团长，驻扎在哈尔滨。他认为，经他手签订的《塘沽协定》，已使中国
事实上默认了日本对东北地区的占领，协定中停战线之划定，也是日本控制了华北
部分地区，这是帝国所能消化掉的最大成果和极限，“事件继续发展虽属势不得已，
但深陷下去，恐国力无法承受”。在这一点上，他与日军中另一个不扩大派的代表
人物石原莞尔态度一致。冈村政治上极端反共，他当年签订完《塘沽协定》后，在
与中国军界要人何应钦的交谈中说：“使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是何的预言：‘实际上
我国现在最难办的是共产党势力的抬头，故而不愿引起对外问题。如果日本不就此
停止对我国的压迫，其结果中日两国都将给共产党以可乘之机。’因此，当时我对
何的说法，立即表示同感。经过几年之后，我在南京陷入向何应钦投降的窘境，何
的预言，果然言中。”
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2年半以后，日本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