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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姑屯炸车之后，国际上谣言四起，伦敦《泰晤士报》、美国《纽约
时报》强烈地谴责我们，南京的龚德柏写了个10万字的小册子，名叫《日
本人谋杀张作霖案》，国内在野党更以这些消息为借口，推波助澜。为了
澄清是非，内阁拟着人彻查事件原委，敢请陛下圣断。
这时摄政的裕仁还未正式登基，只见他低垂着眼皮矜持地开口道：“我不希望
政府里出现不当行为，也不希望军队里有什么不轨行动。”
裕仁的话只可意会，可以做出多种解释，这是这位陛下讲话的一贯特点。作为
臣属，是不能刨根问底的。田中必须自己拿主意。裕仁既然说了两个“不希望”，
可以理解为：要是这种“不希望”出现的事出现了，就要追究责任予以惩处；当然
也可以有另外一种解释：陛下“不希望”有人揭出这种“不希望”的事，或者是
“不希望”有这等事，有了也只好听之任之。裕仁的本意，其实恰恰是后者。
1928年11月10日，裕仁正式举行了登基典礼。在田中及各位大臣的簇拥下，裕
仁走进明治天皇出生的皇宫，”登上了他祖先留下的古老的金銮宝座。回到皇宫后，
裕仁又到专门为迎迓天照大神降临而修筑的棚屋里，单独地、虔诚地守候着。在进
行这些繁琐、隆重的仪式期间，裕仁无暇过问张作霖事件，田中也有意地把这宗案
件压下去了。
但外界舆论仍然纷纷扬扬，日本政府不能老是装聋作哑。于是，田中不得不宣
布由宪兵司令峰幸松组织调查小组，负责查办该案件，并向国民交待事件的真相。
军部对田中首相的这一举措十分不满。他们认为，“皇姑屯事件”是根据日本
分裂“满蒙”的国策酿成的，而内阁却要陆军内部的直接关系者承担责任，这是不
公平的。白川陆相公开发表意见：“对于田中首相对此事件的态度，以及政党出身
的阁僚的心理，极感不愉快。”
在白川陆相的指示下，11月29日，冈村为避开舆论和内阁方面的耳目，以奉送
圣驾去多摩御陵巡幸为名，跑到原宿火车站，在车站旅馆里召集分头前来的永田铁
山、小吨敏四郎、东条英机、矶谷廉介等“二叶会”成员开会，商讨对付内阁的办
法。会议认为，这件事不仅牵涉到几个关东军军人的处罚问题，而且因为这一事件
是为贯彻国策而制造的，若发表真相的话，将给军队的威信造成国内和国际上的坏
影响，因此调查结果绝对不能公开发表。会议责成冈村以军部中坚幕僚之意见申诉
的形式，将上述意见强烈地向上面提出。
之后，冈村他们为扩大盟友，又组织了所谓“星期四会”，每周的这一天便聚
在一起商讨对付内阁的策略。人们一般认为，昭和陆军公然与宪制政府对抗始于张
作霖被刺事件。也正是以处理这个事件为契机，以冈村宁次一伙当时的军部少壮军
官，在“二叶会”和“星期四会”的基础上（后来合并为”一夕会”），形成了向
上层施加压力的强力集团，越来越不受政府的约束了。
就在军部与政府围绕“皇姑屯事件”的处理勾心斗角期间，日本政府与欧美列
强一道在巴黎签订了《凯洛格—白里安公约》。该公约宣布以武力和武力威胁作为
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手段为非法。田中内阁要把自己打扮成爱和平、恶战争的内阁，
天皇裕仁要体现自己的仁慈，也没有理由反对“和平”，这样，就不能不最终下决
心处罚几个妨害大局的冒失鬼。
1929年6月28日，在张作霖身死一年多后，日本内阁会议才决定，以关东军对南
满铁路及附属地“警备不善”的理由，给以“行政处分”：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
郎中将“编入预备役”；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停职”；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水町
竹三少将和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少将给予“严重警告”。张作霖明明是被关东军军
人策划炸死的，而在官方以文字形式公布上述处分时仍施了个障眼法：“关东军素
与张作霖友好相处，负有保护其安全之责任。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及有关军官，肩
负保护南满路之重任，对张作霖专车安全，疏于防范，酿成此重大事件，有演职守，
应予调职并受到责备。”即将主动暗杀，换成了张的专车驶经关东军警备地段时没
有得到很好的“保护”，继续欺骗公众舆论。但这件事的处理，总算向议会中的反
对党议员有所交待，田中内阁暂时渡过了一场倒阁风波。
冈村一伙军部少壮军官，对内阁处分关东军军人十分气愤，可胳膊毕竟拧不过
大腿。他们只好表面上不吭声，暗地里愈加对上层不信任，用冈村的话来说：“上
层人物没有胆量，不足以信赖，只好我等来干。”这伙人对政府未能利用张作霖身
亡，东北一时混乱的局面，一举出兵解决满蒙问题而感到痛惜。他们暗中拉帮结派，
后来又结成“樱会”，决心今后不惜用政变来进行所谓“国家改造”。这里暂且不
表。
河本大作被“停职”后，谁去关东军顶他的缺儿呢？军部首脑拟派办事更稳妥、
在华经验更丰富的冈村宁次去继任，岂料他又被烦恼的家庭争吵缠住了手脚。
阿定这时已72岁了，性情本来就刚烈，上了年纪脾气就更加乖张。理枝死后，
冈村把忠正扔给了老母，没黑没白地忙于自己的“事业”，对这一点阿定虽没有任
何怨言，但一直劝儿子早日续弦，自己也好减轻些家务负担。应当说冈村是个孝子，
对忠正也是个好父亲，他把每月的薪金、甚至包括像那次顺手牵羊从孙传芳部偷来
军用地图而得到的军部奖金，都大多交给了母亲。唯有在续弦上，他与老母的想法
不一致。他不想再婚，要么就接石田进门。不结婚，阿定不答应；接石田来家，阿
定更是坚决反对，她总觉得儿子看上的是个不正经的女人，有导冈村家的门风。冈
村从青岛回来重返三宅坂，应当说工作地点相对稳定了，阿定劝他早点找个好人家
的女子成婚，可冈村就是不听。理枝死后这几年，从上海到东京，又从东京到名古
屋，直到最近出征青岛调回参谋本部，冈村走到哪里，石田追到哪里。说穿了，还
是两人都有意，否则石田也不会那么换而不舍。近来，为抵制内阁处分张作霖事件
责任者而弄得一筹莫展的冈村，心情烦躁，每当阿定一提到他一的婚事问题，母子
俩常常大吵一顿。气得阿定声言不再照管孙子了，要冈村把自己的孩子带走。
冈村家后院起火。结果，上司考虑到冈村被家务事所累，一时不能离开东京，
便改派坂垣征四郎去中国东北，接替河本大作的空缺。所以，冈村宁次后来不无遗
憾地说，如果他当时去了满洲，坂垣等人在两年后具体策划的“九一八事变”，将
会以另一种方式进行。言外之意就是他会比坂垣一伙人干得更巧妙、更出色。其实
他这次又是因祸得“福”，如果他不因家事累身而去了东北，战后审判“九一八事
变”具体案犯的名单中，岂能让他又一次溜掉？坂垣、土肥原等人战后被送上绞刑
架，其中具体策划“九一八事变”是他们被处以极刑的主要罪行之一。
冈村这时担任的国内战史课长职务，在参谋本部里有点儿研究“学问”的味道，
所以这期间，他与民间著名的法西斯理论家大川周明来往频繁。
大川周明出身于一个农村医道世家。他中学时代打下了很好的汉学基础，大学
专攻哲学。他主张“基于天皇亲政的本义，打破以党利为主的国策之下的政党政治
之陋习，以期亿兆一心，实现国民理想的皇国政治”。他崇拜弱肉强食的哲学，看
到印度人给英国人当上马石，感到特别喜悦，认为统治与压迫能产生真正的“快乐”。
他认为大和民族的精神是“冠绝五洲”的精神，大和民族应成为世界的“主宰”。
他与另一个法西斯理论家北一辉都主张日本的国界应该是北起西伯利亚，南到澳大
利亚，只不过他更狂妄，声称日本要北取苏俄，中灭中国，南服澳洲，最后称霸世
界。他效命于三井财阀，为其主持所谓的“东亚调查局”，经常往返于奉天、北京、
上海之间，对中国形势进行实地“调查”，是个狂热的侵华分子。
冈村久闻其名，但初次见面是在1929年初春的一天。通过小矶国昭少将的介绍，
冈村出席了大川调明在赤坂红叶馆的招待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