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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行不通的户只要我这么想，这就行得通！我想从这个赞美我害怕我的社会夺到一点金色的糠，好使我和加拉能生活下去，不再受需要钱这个使人心力衰竭的幻影的威胁，这种威胁从托列莫里诺斯那时起一直存在着。虽然说我不挣钱，可加拉却用我们所有的那一点点钱成功地创造了奇迹。耳朵肮脏的、拖着瞒珊的长长脚步的、披着积满污垢被单做成的斗篷的波希米亚人的生活，从没进入过我们的家庭；我们既没认识回锅的炸土豆片，也不用担心受煤气电力公司职员的轻视。这些人手里拿着收据，在空荡荡的厨房门边挤命按铃。我们从不向日复一日的平庸乏昧让步。多亏了加拉精明的安排，一切都成为使我们两个心灵更亲密的机会。由于没什么钱，我们吃得有节制，但却很好。我们不外出。加拉自己缝制她的连衣裙，而我本人则奋力工作，花的时间比任何一位平庸的画家都要多上百倍。我为响应某些难得的同志，投入了全部的心血，准备一些新的展览。加拉有时责备我为太低的报酬工作，我回答她有这样一些同志存在是更加美妙的事情，既然我是一个天才，而天才注定是要饿死的。
“如果说我们生活得适度，这是由于你和我利用一天的每一步钟做着不间断的超人努力，多亏了它，我们终于初露头角了。”
在我们周围，有一些今天已被遗忘的艺术家，他们通过把达利的观念“庸俗化”，生活得极为宽裕。如果说完整的达利显得像一种加了过多胡椒、难于吸收的食物的话，那么作为补偿，常用的办法就是在最差的冷菜中撒一点儿达利。撒一点儿达利在云彩上、在风景中、在忧郁里、在幻想中、在谈话里，但仅仅是“一点儿”，因为这使一切都有了种有刺激的诱惑味道。随着纯粹的达利变得更狂暴、更吓人、更非商业化，这一切就变得更商业化、更挑逗人了。我暗想：忍耐点儿吧，要坚持下去。加拉跟我一样固执，毫不妥协，在她鼓励下，我不仅没后退一步，反而前进了五步。到了成功的那一天，各种各样的老鼠、各种各样脏耳朵的波希米亚人、各种各样的轻松生活的粉红面颊的人就会爬到我们脚下！生活的艰辛和节制完成了赋予我们一种形式的任务，而其他的人则在便利中解体了！这儿是可卡因，那儿是海洛因，处处是一些酒精；处处是酒精和鸡好，可卡因、海洛因、酗酒、鸦片、鸡好变成了昙花一现成功的当然工具。罪恶共济会的会员抱着一种感情上的忠诚相互支援，反抗对孤独的共同恐惧。大家生活在一起，流汗在一起，撒尿在一起，直到第一位垮掉的人伸直后背让一把友好的匕首刺进去。
我们的力量、属于我和加拉的力量，就在于合乎卫生学地生活在这个杂处的环境中，不抽烟、不注射麻醉剂、不吸毒、不睡大觉，永远只是两个人，就像我在童年和青春期那样。我们不仅与蒙帕纳斯的艺术家、共产主义者、疯子、资产阶级保持着距离，而且还与他们保持着等距离。我们处在中央，呆在这儿，保持着我们的清醒。
我们也注意为自身永远保留一处不时用来逃避的自由天地。这处自由的天地就是卡达凯斯，我们几个月躲藏在那儿，把那如同巫婆的锅一样沸腾的巴黎抛在身后O动身前，我往这口锅里丢了些会在我们离开时烧熟的菜、一些对超现实主义团体是必不可少的意识形态口号。为那些鸡好者，我重新实现了帕拉第奥式的古典浪漫主义。为那些吸毒者。我提供了一种有关即将入睡的各种形象的完整理论并谈到了我为彩色的梦发明的面具。为上流社会的人土，我使一些司汤达式的感情冲突流行起来，或是用革命的禁果引诱他们。为超现实主义者，我提供了另一种禁果，这就是传统。
动身前，我准备了一份最后那些拜访的单子：上午，一位立体主义者，一位君主主义者，一位共产主义者；下午，一些上流社会的人土，他们是从相互最为憎恨的那些人中挑选出来的；晚上，留给我和加拉！这些晚上显示了我们所憧憬的那一切，在餐馆，周围的一对对伴侣，看到我们怀着度蜜月的情侣特有的温柔和激情讲话做事，时常感到吃惊。我们谈什么？我们谈那属于我们两人的孤独，谈回到卡达凯斯的前景。在那儿，我们将有一堵布满阳光的墙为我们挡风、一眼井给我们供水、一些石凳让我们坐。我们用偏执狂批判的方法建造了那些最初的楼梯并继续进行这个共同生活的悲剧性美好工作，这完全是为我们自己。
我们去奥塞站，像蜜蜂一样负载着许多东西。历来，我旅行总是带着一大堆资料，十来只塞满书籍的手提箱，一批各种昆虫和艺术珍品的照片，一些没完没了的笔记。这次旅行，我们也带了巴黎住所里的一些家具、一些油灯，因为那儿没有电。我的那些画箱和带滑槽的大画架也占了我们行李中相当的地方。安家的两天，一直很兴奋。墙壁还是潮湿的，我们不得不用油灯的热度烤干它。终于，第二天晚上，我能躺在夜晚改成床用的大沙发上了。地中海沿岸的北风像疯子那样在外面呼啸。“身强体壮的女人”丽第妞坐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锻铬小凳上。她跟我们讲着神秘、老爷、一篇老爷刚写成的论威廉·泰尔的文章。
“威廉和泰尔，这是两个不同的人，一位是卡达凯斯人，另一位是罗萨人……”
她来给我们做汤，但由于关于威廉和泰尔的谈话会持续展开下去，她就去拿来鸡、盘子和刀，以便坐在我们面前杀鸡。随后，她坐好了，继续解释欧仁尼奥·多尔斯最近的这篇论文，她利落地把刀插进鸡脖子的动脉血管。鸡头落在一个陶盘里。
“没有谁会相信我就是‘身强体壮的女人’。我明白这种情况。他们不像我们三人这样不受世俗z见的束缚。他们没有灵性。他们只能看到留在纸面上的文字，更多的东西就看不到了。毕加索非常爱我，尽管他很少谈及这件事；他能为我牺牲！有一天，他借给我一本哥德的著作……”
鸡又抽搐了二三下，接着便僵硬了，爪子一动不动地伸起来。丽第妞拔着它的毛，细细的绒毛在我们房间里飞舞。再一刀，她把胸膛剖开了，用流淌着鸡血的手指拉出内脏，放在玻璃桌上的一只盘子里，距一本非常珍贵的论述乔凡尼·贝利尼的书很近。看到我不安地站起身挪那本书，丽第妞严厉地对我说：
“不会染上血迹的。蜜比血更甜。我本人是血，而别的女人是蜜。此刻我的儿子正在反对着血，追赶着蜜。”
这时门开来，那两位儿子出现在门口，第一位留着红棕色胡子，脸色非常沉郁；第二位装出一种不变的假笑。
“她马上要来了。”第二位说。
“她。”也就是我们的女仆，丽第妞为我们选中了她，她将从第二天起照料这个家。一刻钟后，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妇女来了，她闪闪发光的黑头发就像马鬃似的。她的面孔可能是列奥纳多画的。她的眼睛显出一点点疯狂的劲头。以后我们会得到这种疯狂的种种戏剧性证据。那么多次我觉察到疯子吸弓响子！我所去的地方，总有疯子和自杀者在等着我，他们组成了一个仪仗队。他们本能地知道我属于他们，尽管他们也明白我与疯子的唯一不同点就是我不是疯子。然而，我散发的气息吸引着他们，两天后，在这如此孤零零的利加特港，我的小房间里已挤满了疯子。这种势态有使人难以生活下去的危险，我必须采取些措拖。每天，我七点钟起来画画。由于一打开门就会影响我工作，再没有谁进来了。我看到他们都呆在外面。那些疯子在住宅周围不怀好意地转来转去，只允许他们在星期天跨进门槛。利加特港那些讨厌的人中，有那么一位拉蒙·德·海尔莫撒，他很像个五十岁上下的阿道夫·门茹。这是个世界上最懒的人。他总是重复着：
“有这样的一些年头，大家什么都不干！一事实上，对他来说，这样的年份从童年起就一直持续着。一旦他看到别人工作，他便会摇晃着脑袋说：
“我不懂他们做这一切怎么会不觉得疲倦厂
这种无所事事使他在卡达凯斯的渔夫中获得了某种声望。大家像说格言那么讲：
“只怕拉蒙答应干这件事厂
要是他答应了，他会让他们全体都感到沮丧。他的懒惰仿佛是当地的一种光荣，一种别处找不到的独创现象。这个寄生虫是所有渔夫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