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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白痴！
一天，我带了一本关于乔治·布拉克的专题论著，谁都没见过立体主义的绘画，美术学院的任何一位学生都没想过认真对待这种绘画。只有比别人更具科学精神的解剖学教授请我把这本书借给他。他承认从没看过立体主义的作品，可他正确地认为应该尊重人们所不了解的东西。既然这样一些作品被明确无疑地印了出来，其中必然有某种充足的理由。第二天早晨，在读完序言并弄明白了之后，他把这本书还给我。为了向我证明这一点，他对我引证了往日的好几种非具象的和明显几何性的作品。我回答他事情并非如此，立体主义保持一种非常明显的再现性素描。解剖学教授向他的同事们介绍了我美学观的智慧和独创性。大家开始把我看成是个不可思议的家伙。
对我的存在的这种注意，有利于唤醒我童年时代就有的暴力解。既然他们完全无法理解我，我想我本人能向他们解释“个性一是什么。虽然存在着一些诱惑，我们继续保持一种典型的好品质：从不旷课、永远恭恭敬敬、无论画什么题材，都做得远远超于和优于班上最好的学生。然而，教授们并没决心把我看成是位“艺术家”。
“他很认真，一他们说，“很熟练，做他想做的事做得很出色。可是他像冰一样冷，他的作品缺乏热情，因为他没个性。这是个从事理智的脑力活动的人，无疑很有知识。可从事艺术得有心！”
等一等，等一等！先生们，你们就要明白我的个性了！最初的闪光出现在国王阿尔丰沙八世正式参观皇家美术学院期间。当时，他的声望已经在下降，这次参观把学院分成了两派。许多人都想那天不来，校方预料到会有捣乱活动，不得不颁布一些严厉的命令，强迫大家到场。提前一周，有人就开始清扫一直是肺脏和破旧的学院。制定出了一个精明的措施，用来向国王掩饰我们那么稀少的人数。随着参观的进展，学生们得跑过一些内部的楼梯，去填满新的一些大厅，他们要背对国王呆在那儿。平时在马德里街头拉客的一些漂亮姑娘，代替了那些校方只付给极少工钱的骨瘦如柴的可怜的裸体模特儿。墙上挂上了老画，窗户上装上了窗帘，几乎处处都是镇金银线的花边彩带。为国王参观B做好了一切准备，在官方随员的围护下，国王驾临了。我本能地（哪怕只是要与普遍的感情背道而驰）发觉地的面容很和蔼可亲。人们派给他的那种身心衰弱的征兆，我反而觉得是使周围平庸之辈相形见拙的高贵的沉稳风度的可靠标志。他轻松自然的态度是那么完美，不能不说他是从委拉上开兹一招高贵的油画中活生生地走下来的。我感到他立刻在同学中注意到我。我特殊的打扮、我少女的长发、我的颠须肯定被认为是种了不起的东西，而且我们之间受到一种不可抗拒的本能的影响。有人把我当成了一位学生代表，于是我和十来名同学陪伴着国王，从一个班级走到另一个班级。我完全被一个想法吞没了：国王有可能发现学院为给他留下良好印象而委的花招，这使我感到一种致命的拘束。好几次，我都想揭穿在我眼皮底下演出的这个喜剧，但我终于忍住了。
参观结束了，要拍一张国王与学生们的合影照。有人吩咐去找一把安乐椅来，可他阻止这一行动，以世上最自然的态度坐在了地上。接着他拿下没吸完的香烟，用食指和拇指轻轻一弹，把它抛过二米外的一个痰盂里。这一具有马德里小流氓特色的动作，引起一阵热烈的欢笑。国王刚才肯定迎合了学生们的感情，特别是在场的佣人们的感情，这些佣人从不敢当教授的面这么做，甚至也不敢当我们的面这么做。正是在这一刻，我证实了国王对我另眼看待。事实上，他迅速向我投过来一眼，想看到我的反应。这尖利的目光，显示出他怕有人会在他的举动中发现某种蛊惑人的讨好意味，我对此确信不疑。我脸红了，国王重新注视我时，必定会看到这种情况。
拍完照片，国王跟我们—一道别。我是最后跟他握手的人，也是唯一怀着尊敬之情，一膝着地向他致敬的人。当我抬起头时，我发觉他激动了，几乎令人难以觉察地抽动着他那波旁家族著名的下唇。我们彼此认出了！
两年后，他本人签署把我从美术学院开除的决定时，肯定不会料到被开除者就是给他留下尊重他的深刻印象的那名学生。
从到马德里时算起，已经过去四个月了，我一如往日，过着勤勉好学的生活，既有条理，又有分寸。说得更确切点，上述品质在我身上甚至发展为苦行了。我宁愿生活在一座监狱中，要是我生活在那儿，我决不会为我仅有那么一里半点自由感到后悔。我画上的一切变得越来越朴素。我制作了一些画布，上面涂着一层厚厚的胶色底子，居住在马德里的最初四个月内，我在这些石膏般的表面上画了两幅重要的作品，它们像火剂一样给人们留下强烈的印象。这些作品本身就是火剂，因为配制的胶开裂了，我的回一块块掉下来。然而，在它们毁灭之前，有人发现了它们，又通过它们发现了我。
学生公寓分成一些团体和一些小组，这些团体中有一个自称是文学艺术的先锋派团体，它不属于因循守旧的人。战后的拥些灾难性腐败气息已经在其中发酵了。这个团体刚继承了另一个文学家和画家团体的否定性的和反常的小小传统；后者自称是“极端主义的”，运用从欧洲模糊的反光中产生的各种“主义”中的一种主义。它们或多或少都与那些”达达主义者”有联系。学生公寓的这个团体中，有佩班·贝略、路易斯·布努艾尔、加西亚·洛尔卡、佩德罗·加非亚斯、欧仁尼奥·蒙代斯、R．巴拉达斯和另一些人。当时，我只想认识他们中间两位将达到顶峰的人：在诗歌和戏剧领域内的加西亚·洛尔卡，在心灵和智力阶梯上的欧仁尼奥，蒙代斯，前者是格拉纳达八，后者是圣雅克一德一孔波斯代尔人。
一天，我不在时，女佣没关我的门，佩班·员名从走廊经过，看到了我两幅立体主义的油画。他立刻把他的发现告诉了只熟悉我面孔的这个团体的成员。我不过是挖苦开玩笑的对象，一些人把我称为“音乐家”或“艺术家”，另一些人把我叫作”波兰人”。我极少欧洲味的奇装异服让他们轻视我，把我当成平平常常的浪漫主义残渣，或多或少是肮脏的。我勤学的态度、我丝毫不带幽默的面孔，在他们看来，都表明我是十分欠缺智慧的人，充其量也不过是个怪人罢了。再也没有什么能比我的天鹅绒上装、我的大花结领结、我的绑腿跟他们的西服套装和英国式高尔夫球裤形成更强烈对比的了。他们的头发剪得很短，而我则留着少女般的长发。特别是，在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正着迷于一种结合了优雅和大侨主义的情绪，他们像老练的纨待子弟一船运用着它。一句话，花们使我碰到手足无微我一直怕他们进入我的房间，这种担忧几乎达到了会管销的程度。
从佩班·贝略发现我的画时起，他们都来看我，以他们惯有的赶时髦作风，夸张地表达他们的赞美之情。他们的惊异无边无际。他们思索着我的每一件东西，但并没想到我是位立体主义者！他们推心置腹地向我招认了他们讲过的话，作为补偿，他们向我提供了他们的友谊。我不如他们豪爽，仍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因为我自问是否自己真有什么吸引他们的东西。然而，不到一周，我就让他们强烈感到我远胜过他们，很快这个团体的全部成员都开始重复：“达利这么说……达利这么画……达利回答……达利认为……这像达利……这是达利式的。”我很快就明白了他们会从我这儿获得一切，却什么也不会给我。他们有的东西，我已经大量地具有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人，只有加西亚·洛尔卡。在他本人混乱的、带血的、粘糊糊的、崇高的、为大量黑暗的地下火焰而战栗的血肉之躯中，仿佛每一种物质都准备找到它独创的形态；他全部的存在都只体现着惊人的诗的现象。我进行抵制，对”诗的宇宙”采取一种敌对的态度，确信什么都不能处在无限定的状态中。可以为一切事物确立一个“轮廓”、一种“法则”。并不存在人们不能”吃掉”的东西（当时这已经是我喜欢用的表达方式了）。当我感到伟大的费德里柯诗歌的煽动性和富于激情的火焰变成无法控制的冲天烈焰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