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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望重人物之一。全村只要有丧事，都来找他，他也特别热心地去帮忙，甘尽义务。洗尸、
裹白布、诵经、作乃孜尔（祈祷的一种）、直至送葬，老爹面容严肃地忙活了好几天。“人
嘛，人啊！”这几天，他沉默寡言，只是偶尔发出关于“人”的叹息，远在“人啊，人”、
“啊，人”之类的短语风行之前。
秋后决算的季节来到了，老爹没有再提买半导体收音机的事。
“文化大革命”的狂涛已经波及了伊犁，波及了我们公社。看到公社党委书记被揪出
来，大队支部书记被封为“资反路线”的执行者，一些原来的二流子、无赖、调皮捣蛋鬼活
跃异常，老爹非常反感。他问：“这个世界就没有人做主了么？好好的一件东西，硬往上面
啐口水，抹锈斑，这就叫‘造反有理’么？不，我不批判我们的党委书记，我们的书记在我
生病的时候还来看望过我呢，他好比是我们的大大……是的，老王您看吧，这些打人骂人造
反有理的人早晚会没有理的，他们会受到惩罚，他们终于会认识到，这个世界，这个新疆，
这个伊犁和这个公社是有人做主的，是不能胡作非为的。”
我摇摇头，我觉得老爹说得太简单也太常规，而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政治局势，是很难
用简单的常规来判断的。
１９６６年这一年伊犁风调雨顺，不但水田里的冬麦打得多，山坡地旱田里的春麦也一
车又一车地拉不完。种旱田春麦本来是撞大运的事，有时候颗粒无收，有时候只收回种子，
但１９６６年这一年的旱田麦子据老年人说创造了３０年以来的最高记录。我们收完了以
后，不知从哪里来了那么多各族同胞，都是些“自流人员”吧，汉族人是从关内“自流”来
新疆的，维吾尔人是从南疆“自流”来伊犁的。他们到山上去捡拾丢在地里的麦穗，一麻袋
又一麻袋地扛下山去了。再说伊犁人欢迎春麦胜过冬麦，春麦磨出的面有劲，做拉面条又细
又长又好吃。
这一年的玉米也特别好。豌豆、蚕豆、菜籽、胡麻，少量皮棉和收麦后复播的糜子，产
量都超过了预计。
然而丰产没有得到丰收。“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又一个使人心惊肉跳的消息从玉门关的
那一面、从自治区的首府传过来，“天下大乱”作为执政党的政治口号不但被提出了而且被
实践着。一直到十一月份落了雪，冬麦和春麦仍然有一部分堆在场上。冬天日照不足，无法
晒场，只好让冰雪把麦堆封起来，说是等待第二年四月份解冻地干以后再继续打麦。春天继
续打头一年的麦子，这在内地确也算是天方夜谭，连绵的秋雨以后大量麦子生了芽，这一年
冬天整个伊犁，包括伊宁市的商品粮供应的全是芽麦磨的面，黏黏糊糊，馒头蒸两个小时仍
然粘牙。
玉米也是一塌糊涂，我们队的队长还算不错，干脆把潮湿的、没有脱粒的棒子过一过毛
重分给大家，要求各户用自己的热炕把玉米棒子烤干，按有利于社员个人的折算比例把连骨
玉米折合成玉米粒，扣掉口粮，余下来的缴还队上，并根据按干燥、脱粒的劳动量给记一定
的工分。这一冬，我和房东二老，一有空就用两个棒子互相搓着脱粒，倒也别有一番乐趣，
填补了农村冬日长夜的空虚。
收获搞得这样混乱，决算也就可想而知。特大丰收的１９６６年，给社员进行年终分配
的时候却大大低于１９６５年的水平。这时传来上级的一个美好的指示，１９６６年的年终
分配，一定不准少于１９６５年的数字，否则，就是抵制破坏“文化大革命”。
你“一定不准”也罢，杀无赦也罢，反正就那么点钱。但农村干部对执行这一类指示也
早有经验，找了一些高明的人拨拉算盘，改变了一些统计、计算百分比、计算劳动日平均值
的办法，最后三算两算，１９６６年的分配比１９６５年果然不但没有降低，而且提高了。
但老爹只分到了８０块钱，头一年是１１０块，究竟是８０块钱多还是１１０块钱多
呢？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使穆敏老爹感到困惑，当我们在北风呼啸的夜晚共同在热炕头上搓
棒子粒的时候，闲谈到了这个事情。阿依穆罕大娘照例做了一个特有的鬼脸，咕哝道：
“硬说分８０块钱比分１１０块钱多，骗三岁的孩子去！”
穆敏老爹笑眯眯地劝慰老太婆：“不要这样说嘛，请您不要这样说！”接着，他提出了
一个奇怪的“相对论”的事例。
他说：“从前有一个小孩去买骆驼，他问骆驼贩子：‘一峰骆驼多少钱啊？’回答是
‘２０块钱。’‘大大’，‘大大’，我们买一峰骆驼吧，只要花２０块钱，’他对他爸爸
说。‘不，太贵了，我们不买，’他爸爸说。第二年，骆驼贩子又拉着骆驼经过他们家门
口，‘好孩子，去问问卖骆驼的大哥，一峰骆驼要多少钱，’孩子问了，生着气跑回来，
‘大大，大大，大哥说一峰骆驼要１００块钱。’‘呵，真便宜呀，快叫住卖骆驼的大哥，
我要买一峰骆驼。’‘大大，大大，去年一峰骆驼要２０块钱，您说是太贵了。今年呢，１
００块钱了，您却说真便宜，这是怎么回事呢？’孩子问。孩子的父亲捋着胡须回答说：
‘噢，我的亲爱的好孩子，去年我没有钱，２０块钱也是太多了。今年我有了钱，１００块
钱也算不了什么。你明白了吗？’”穆敏老爹讲完这个故事，得意地看看老太婆，又看看
我，似乎在测验我们的理解力与想象力。
阿依穆罕大娘好像没有听进去，她务实地叨念着：“你的棉衣要买新的了，我的皮靴也
坏了，我们说好明年要盖房，打馕的土炉老是掉土，也该换新的了……劳动了一年只有８０
块钱……”
我一下子摸不透老爹的相对论故事与我们生产队贯彻上级提高分配的美好指示之间的逻
辑关系，但我隐隐直觉地品出来一点味儿，一点无可奈何的却又是宽容豁达的幽默感。我不
由得笑了。
我的笑声似乎证明了老爹讲了半天并非对牛弹琴，他满意地唤着我的名字，哈哈地笑了。
当然，这样“提高”了的年终分配，也就不大能够提供购买晶体管收音机的刺激。老爹
似乎忘记了夏天购买这种收音机的钢铁决心。我想，老爹的买骆驼的故事，同样也可以有助
于说明这种决心的难以算数吧，是不是呢？
半导体的魅力的丧失恐怕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从这年秋天，半导体收音机在伊犁地区
就大量销售了。我们的公社的每个大队和每个生产队，都买了半导体收音机。我们队买的是
真正上海产的美多牌的。物以稀为贵，一多，一普及，也就不神秘，不那么吸引人了。再说
队里的收音机无人爱护，你也听我也拧，从早到晚响个不住，有时队部的人都走光了，队部
的门锁住了，窗户也关严了，但收音机仍在屋里嗡着、响着、说着、唱着。唱也不唱帕夏衣
仙的迷人的歌曲了，而是唱令维吾尔人莫名其妙地啊……啊……——京剧样板戏和语录歌。
电池用完了，没人及时给换，或虽想换却一时找不到现钱去买电池，于是把音量拧到最大，
电压不够的喇叭仍不能正常工作，发出一种破锣似的噪音。有时不知道从哪里搜出一节电
池，于是某个懂技术的热心人掀开收音机后盖，只换一节，另外三节照旧用。不久，废电池
流了汤，把机件腐蚀坏了，天线拉杆也先是拔脱，紧接着便丢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尘土、
油泥、汗污更是粘满了美多牌收音机的里里外外。这样，神奇的、清洁美丽发光的，精密细
腻的收音机的形象一落千丈。如果说夏天我那位记者朋友昙花一现地带来的收音机像是天
使，那么，我们队的这个收音机就像是陷入泥坑的娼妓了，穆敏老爹怎么还可能念念不忘情
于彼呢？
什么是农村？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人们的生活，辛劳、质朴的快
乐与单纯的梦？反正不论“史无前例”也好，“横扫一切”也好，“一天等于二十年”也
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也好，老爹和大娘总是一样地辛劳终日，克己守法，苦中
求乐。春天，老爹砍了一株死桃树，一株长疯了的苹果树，搭上几根树枝树杈、秫秸和向日
葵秆，总算在我们的小土房门前搭起了一个夏日茶棚。老妈妈便在这茶棚下砌起了土炕，修
起了炉灶。砌灶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