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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好起来坐在她的身旁，拉着她的手，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也只能拉着她的
手、也只能这样看着她了。就是这样，也是看一眼少一眼，拉一会儿少一会儿了。
她那一生都处在亢奋、紧张状态下的，紧凑、深刻、坚硬、光亮、坚挺了一辈
子的皱纹，现在松弛了、疲软了、暗淡了、风息浪止了。
从我记事起，她那即使在高兴时也难以完全解开的双眉，现在是永远地舒展了。
她的眼睛闭上了。
那双眼睛，到现有也显出常人少有的美。先是在大眼角那里往上抛出一个极小
的弧，然后往下滑出一道优美的长长的弧线，再往小眼角走去。最后在小眼角收势
为更小的一个弧。一般人闭上眼睛以后，仅仅是一条弧度很小、差不多就是直线的
弧线。
真正让我感到她生命终止的、她已离我而去永远不会再来的，既不是没有了呼
吸，也不是心脏不再跳动，而是她那双不论何时何地、总在追随着我的、充满慈爱
的目光，已经永远地关闭在她眼睑的后面，再也不会看着我。我一想起她那对瞳仁
已经扩散，再也不会转动的眼睛，我就毛发竦然，心痛欲裂。
我也不相信妈就再也不能看我，就在春天，妈还给我削苹果呢。我相信我能从
无数个削好的苹果中，一眼就能认出她削的苹果，每一处换刀的地方，都有一个她
才能削出的弧度，和她才能削出的长度，拙实敦厚；就在几个月前，妈还给我熬中
药呢……我翻开她的眼睑，想要她再看我一眼。可是小阿姨说，那样妈就永远闭不
上眼睛了。
妈，您真的可以安心的走了吗？其实您是不该瞑目的。
妈的手也渐渐地、越来越黄了。就像一九八七年她得了黄胆性肝炎那么黄。虽
然还像活着的时候那么暖和，可我知道，这是因为我一直握着的缘故。
妈的脸也越来越黄，嘴唇也渐渐地紫了。看上去像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人了。
剩下的事，就是等火葬场来接妈了。十点钟，火葬场的人来了。他们指着妈身
上的被褥问道：“这些铺盖带走吗？”
我这时才明白应该给妈铺上更好的被褥。我怎么什么都不懂！
我抢先回答道：“是的。”
除了白底红条的床单是先生早年活的旧物，其它一应物品全是我们从前购置的，
所以做得这个主。
枕巾是橘黄色提花的，枕头是哪一个我记不起来了。
被里和棉胎倒是新的。但被面是我们从前住在二里沟的时候买的。米色底，上
有红色圆圈套着黑色的五角框，或黑色圆圈套着红色的五角框，我想妈带这床被走
也好，那是只属于我和她的、艰难岁月的记录。
就这样了了草草地把妈送走了。没想到妈走的如此突然，而我又无法分身去为
妈准备什么。
我倒不大在意这些，我悔恨的是我永远无法回报妈的爱了。
送妈出家门的时候，机关里的司机小段在我身后指导说：“说‘妈，您走好。’”
我照着说了。这一说、这一送，是永远地把妈送出门、永远地把妈送走了。
去的是东郊火葬场。天气晴好。没想到又经过了西坝河，我们本是要搬离的地
方。我本以为，给妈安排一个更好的住处，我是不会让她再回这个人生地不熟、对
妈的寂寞生活没有多少乐趣的地方了，可是没想到妈还是要和她曾经住过的这个地
方告别。那时，天意不可违的念头第一次出现在我的心里。
从我非要妈活下去而至失败，我懂得了“顺其自然”。其实妈手术时就准备去
的，虽然手术如我所愿、所直觉地成功了，最后事态还是按着妈所预想的发展下去。
这是我的失算。这一辈子我想做的事，没有一件做不成功。唯有这一件，我失败了，
我败给了妈。败给了命，我不可战胜命，也不可战胜上帝。
在火葬场办理了一应手续。给妈挑骨灰盒的时候，我都不能相信妈不在了，就
是前几天我还在商店里给她选衣服呢。
我挑了一个最好的，希望妈在那个世界里有一个好的住处，既然她没能住上我
主要是为她搬的这个新家。
人们提醒我给妈买了一个小花圈。可惜火葬场没有鲜花的花圈。
“放在哪儿？”我问。
人们告诉我应该放在妈的身上。我听话地放在了妈上腿靠近膝盖的地方。
这时我才醒悟，怎么连花圈都没想到给妈买一个？不要说是鲜花的，就是纸扎
的也还是在别人的提醒下才知道给妈买一个？
从来没有给妈买过鲜花，到了这个时候，也无法再做一次补偿。新中国在一九
四九年后消减了平民百姓一切所谓贵族化的习俗。每每在电视上看到为迎接各国贵
宾献上的鲜花，或某位国家领导人的追悼会上，偶然有个鲜花的花圈，只觉得那真
不是人间过的日子。没想到母亲去世后形势大变，那些本有为天上才有的日子，凡
人竟可享受一二。这才能经常买些鲜花放在妈的骨灰盒前，以了我的宿愿。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惨烈打瞢了头，就是不瞢头，也没有举办丧事的经验。家里
人口太少，更无三亲六故，生生息息、婚丧嫁娶的红白喜事从未经历、操办，就是
妈活着，碰见这样的事恐怕也会感到手忙脚乱。
不论新旧社会，人际关系的规则讲究的都是门当户对，有来有往。既无往，何
从来？来和往要有经济为基础，更要有心情为基础。妈却一腔哀愁，百事无绪，话
都懒得说，哪有精神应酬？既无钱又无绪，只有终日闭门长嘘短叹。如此，生活百
科予我们可不就简陋揭晃匏？br》 而且我也分不开身，又没有一个兄弟姐妹，或七大姑八大姨来帮我照应一把。
要不是有小阿姨和王蒙夫妇、维熙、谌容、蒋翠林以及机关同志们的帮助，我连这
些也做不完全。
事后，我悔恨无穷地对先生说：“我当时昏了头，你经历过那么多事，又比我
年长许多，怎没替我想着给妈买个花圈呢？”
先生说：“你又没告诉我。”
我哑口无言。既然先生能这么说，我还有什么可说？我那时要是能想到让他去
给妈买个花圈，这个遗憾也就不会有了。
就像我终于从悲痛中缓过气来的时候对他说：“这一年要是没有朋友们的关心，
我真不知道怎么过，可是你连问都不问问我是怎么熬过来的。”
先生照样无辜他说，“你又没告诉我。”
不过在我这样说过之后，先生确实改变了态度。今年妈生日和清明那天，我们
到广济寺给妈上香的时候，先生诚心诚意在妈的牌位前鞠了三个躬。
有一次先生甚至在电活里对人说：“张洁她妈死了。”
我说：“这样说是不是太难听了。你能不能说‘张洁的母亲去世了’？”
先生倒是很虚心，后来果然改口为“张洁的母亲去世了。”
记不得谁人说过，一个男人要是讨了一个比自己小十几岁的老婆，再不懂得温
柔也得温柔起来，可在我们家，整个一个南辕北辙。
先生的万般事体，除了大小解这样的事我无法代劳之外，什么时候要他张过口
呢？就连他打算到街口去迎火葬场的车，我在那种情况下还能为他着想，怕他累着，
转请谌容代劳。
但在母亲过世、我又身染重病以后，就卸掉了此项重任，躲进了自己的家。我
没有这个心气了，也怕我那很不好治、发展前景极为不妙的病传染给先生。
妈过世后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国文兄嫂和王蒙兄嫂，几乎每天一个电话，探问
我的方方面面；或想方设法说些笑话，让我开心；或鼓励我振作起精神，写一部人
世沧桑、世态炎凉的大书；或知我无法写作、没有收入，给我找点“饭辙”；或隔
几日带些好吃、好喝、好玩的来我这里聚聚，哪怕是隆冬腊月、朔风凛冽，他们也
会带着一身寒气和满心热气，来到我那已然没有了妈的空巢……
我更是没完没了、一而再、再而三地麻烦维熙的夫人小兰，有时半夜三更就会
拿起电话和她讨论妈的病情、研究妈猝死的原因，一说就是一个，半个小时；
有个深夜，胡容突然感到无名的恐惧，好像有什么不幸的事将要发生。赶紧打
个电话给我，可不，那个晚上我真要过不去了；去年中秋，徐泓远在海南，打个长
途祝愿我节日过得还好。又有天打电话给我，适逢我不在家，没有人接。第二天再
打，还是没有人接，她紧张得以为我病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