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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班是我至今也最珍爱的教育诗篇，在具体的教育方式、手段和技巧上，无疑有许多创新，但其教育内容或者说贯穿其中的教育灵魂，却仅仅是力图继承恢复我国五六十年代的道德风尚。在未来班，我和我的学生也的确营造出了《青春万岁》中的那样一种纯真温馨的集体舆论和班级氛围；但是，我所培养的“郑波”们、“杨蔷云”们（注：郑波、杨蔷云均系《青春万岁》的主人公），从我这儿出去后，面对迥异于五六十年代风气的社会现实，肯定会产生“宁小燕”式的迷茫。这对我的教育来说，无疑是一种尴尬！
而当时日益汹涌的改革大潮，无疑呼唤着一种既深入学生心灵又真正面向未来的教育。一方面，面对日趋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紧张的生活节奏，学生的青春期心理疾病也渐渐增多，需要教育者深入每一个学生的心灵，而过去我们的教育除了“政治思想工作”，几乎没有真正的心理辅导和心理保健。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时的提法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唤醒人们的主体意识，并期待着公民的独立人格，法治观念和民主精神的培养则应该成为我们教育的应有内容。另外，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价值观念、效益观念、竞争观念、信息观念、人才观念、创新意识、平等意识、守信意识、自立意识、破釜沉舟的冒险精神、愈挫愈勇的进取精神、机动灵活的应变能力、明察秋毫的预见能力以及人际关系处世艺术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传统德育所缺乏或比较薄弱的。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是我国新时期教育改革的第一声春雷，万里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更是给我以强烈的心灵撞击：“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什么叫‘好人才’？一句话，就是新时代需要的人才。……这个新时代需要的人才，应该是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而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应该不断追求新知，具有实事求是、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这样的人才，才能真正成为新时代的主人和人民的公仆。这样的人才，当然具有独立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和民主的作风。如果缺乏这种时代精神和新的品质，没有理想、没有纪律、没有奋发进取的精神状态，不管有多少知识，也不能算新时代需要的人才。”同样在这篇讲话中，万里同志尖锐地抨击传统教育的弊端：“我国陈腐的传统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可以说是一种封闭型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教育内容是固定的、僵化的，教育的任务就是灌输这些内容，不能稍加发挥，不能问个为什么，更不能怀疑，考试按固定的内容和格式照答就行，把学生引导到追求高分数上去。这种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培养出来的人才，只能是唯书、唯上，必然缺乏创造性和进取精神，历史上，凡是对人民做出较大贡献的政治家、思想家，都是或多或少地突破这种教育思想的结果。……我们现在要取得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就应该改革陈腐的传统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大大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于创新的精神。”
这一时期，我发表了一系列教育反思的文章：《商品经济的德育思考》、《中学德育危机原因初探》、《德育观念的十大碰撞》、《从理想的天空到现实的大地》、《正视历史的进步》、《回答学生关心的问题》、《德育的困惑》、《关于改进爱国主义教育的思考》……
以现在的眼光看，发表于1987年到1990年期间的这一系列的文章，观点也许偏激，认识也许片面，论述也许肤浅，但是，其中对教育现状的忧虑是真诚的，对教育弊端的思考是严肃的，对教育改革的期待是热切的。
当然不仅仅是忧虑、思考和期待，我也在实践中改进我的教育方法并更新教育内容——
我将学生青春期心理辅导纳入教育内容，系统地开展了学生青春期心理教育。通过专题讲座、个别谈心、书信交流等形式，真正走进学生心灵，对他们进行富有个性的引导和培养。我写下了近20万字的学生心理咨询通信和青春期教育论文，是我这一教育探索的结晶。
我继续进行班级集体主义教育的研究和实践。与过去不同的是，我在注重发挥“集体”对个人的教育功能的同时，更注重集体中个性的正常发展，使“集体”成为个性发展的健康摇篮，成为学生进行自我教育的有效载体。同时，我还对集体主义教育中压抑个性、依赖教师、追求虚荣等“假集体主义倾向”进行了研究和剖析。1990年全年的《河南教育》特意为我开辟了“集体主义教育漫话”专栏，发表了我一系列的相关论文。
在班级管理上，我进行了“用‘法治’取代‘人治’”的探索。我大胆破除传统班级管理中的“人治”思想，采用体现民主观念和法治精神的《班级“法规”》对班级实行“法治”管理。我的这一探索被《中国青年报》、《天津教育》披露后，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天津教育》为此还专门展开了讨论和争鸣。即使到现在，我也不认为我的这一探索是完美无缺的，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还有许多值得商榷和改进的地方，但是，我所遵循的基本精神——让班级管理更加科学、更加民主，则已成为我坚定不移的信念。
另外，在学生创造性思维和能力的培养方面，在语文教学民主化的摸索方面，在教育个性化的尝试方面，在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关系的研究与实践方面……我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我开始被邀请到省内各地各学校讲学，后来又应邀到天津、河南、安徽、湖北、江西等省市汇报交流我的教育改革体会。我在宣传自己教育主张的同时，又得到了许多教育同行及专家的指导。
决不人云亦云，做一个勇于独立思考的教育者；决不因循守旧，做一个善于创新的教育者——是我那一时期教育的自觉追求。
1991年初，我从乐山一种调到成都玉林中学，虽然仍然是当班主任和从事语文教学，但从以后的发展来看，这次调动是我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转折。
由于正式调动不很顺利，我在成都过了两年“单身汉”的日子，然而，我却因此而有更多的业余时间读书、思考和写作。
我重新读了我书架上的苏霍姆林斯基的所有著作；同时，第一次完整地通读了《论语》、《孟子》和《庄子》；读了《外国教育史》、《人格心理学导论》；还读了一些与教育没有直接联系的书，如《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国思想史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等等。我试图从更深远的中外教育发展史和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中来思考教育，同时，从更多的科学理论中汲取教育养料。在这一时期所读的书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陶行知和叶圣陶的著作。我以前只是“语录”式地接触过这两位教育家的一些观点；而现在，我相对比较系统地阅读了《陶行知文集》和《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说实话，我的阅读远远谈不上是精读，而还只是浮光掠影地浏览，但尽管如此，我还是被两位教育家博大精深而又富于中国气派的教育思想所震撼了。联系我以前读过的苏霍姆林斯基，我不禁感叹：这几位教育大师的思想与我们今天的教育现实实在是太贴近了！他们所言所论，就仿佛是针对今天中国教育的弊端而发出的。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津津乐道的一些教改新“观念”，早在几十年前或更早，就被这几位教育家提出来了！
我以这些理论思考、总结我的教育实践，完成了两本专著的写作：一本是《青春期悄悄话——致中学生朋友的100封信》（四川科技出版社出版），一本是与人合写的《班主任工作指导》（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另外，还在《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十几家报刊发表了近百篇教育文章。
在教育实践方面，我进一步加强了对学生进行个性教育、民主教育和生活教育的研究和尝试。所谓“个性教育”，就是尊重学生个性、发展学生个性的教育，其核心是学生创造精神的培养。所谓“民主教育”，就是学生独立人格、平等意识、法治（注意：包括“法制”，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