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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忙碌令人安心，忙碌之后什么也不想，沉沉睡去，叫人感到一种麻木的充实。有一阵儿，我特喜欢那种充实，我出了两本书，一本《鸡一嘴鸭一嘴》，另一本《激情与
迷茫》，那就是我忙碌的产物，但过后我却没能安下心来。拿着自己写的书在手里晃一晃，竟有一种垃圾的感觉，不知别人是否会有与我一样的感受？
从来没有哪一年像这一年一样，叫我觉得我们这个花样繁多的物质世界令人泄气。指导时尚与消费杂志把几样商品往一起一凑，便能给人提供一种想像力。比如一个穿着时装的美女，一间起居室，几样小摆设，这是一种关于安全、富足、舒适的想像，它是一种人们追求的结果，也不知人们有了那些大同小异的东西以后是否仍会感到单调？我知道，人们不会感到单调，换一种颜色，换上几样新东西，人们便觉得似乎一切都改变了。唉，这一年，真是给孩子们准备的一年，好在我估计下一年孩子会更满意，因为所有人都在为此而奋斗。我怀疑，这是否是所有那些追求成功的大人们的一个玩笑呢？如果真是，无疑，这个玩笑会开很久，人们对此真的不会厌倦吗？我拭目以待。
我一直不太喜欢照相，在我看来，每一张照片中的人都可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装腔作势，叫我觉得很不舒服，因为照片中的脸所表现的不是自然与真诚，而是虚荣与毫不掩饰的愚蠢的自我表现欲。但这种想法是主观的，因为我自己从未正儿八经地去拍过。
身为文人，我有时会给一些杂志报纸写稿，出于版面安排，他们向我要照片。我推说没有，事实上，我有一些，但拍得奇形怪状，叫我恨不得觉得没有才好。终于，我找到一张还
算过得去的生活照，托人扫出来，传向各处。但不久，这一招便不灵了，因为同一份报纸或杂志不愿一而再再而三地登发同一张照片。事实上，这件事严重地影响了我发表文章，于是下了决心，去拍一些照片，不就是玩帅装嫩吗？不就是丢人现眼吗？不就是傻相毕露吗？
正好，时尚杂志约了一个采访，他们说还要拍照片，我一听，暗地里止不住地高兴，一种占小便宜的心理油然而生。忙向他们打听能不能多拍一些属于我私人的，他们说可以。于是我便跑到位于中粮广场五层的时尚杂志社，采访过后，我被叫到一个房间里。一个年仅二十一岁的女造型师开始给我做造型，她问我头发为什么这么短，我承认，来之前，跑到楼下的发廊里花十块钱剪了一次头。也许是钱花得太少了，造型师直摇头，我估计她认为剪得不够好，她往我头发上打了一些黏糊糊的像是糨糊的东西，用梳子梳了梳，又用手胡撸了几下，发型就算是做成了。接着，她又往我脸上打了一层粉，直叫我暗中害怕这一弄会不会把我变成一个老妖精。我不放心地问她，有没有像我岁数一样大的男人被这么化装过，她随口说了一串名人的名字，一种同流合污的踏实感使我安静下来。接着，我被要求站到一盏灯下，对面的摄影师忙碌起来，用测光表测光，而我也开始粉墨登场了。
来之前，编辑曾叮嘱，叫我带上一身衣服，于是我把我最贵的衣服全带来了。一件深灰色ＣＫ毛衣，五年前我妹妹送我的，一条米黄色ＬＥＥ ＣＯＯＰＥＲ灯芯绒裤子，买于六年前的西单。一条黑色LEVI‘S仔裤与同样牌子与颜色的Ｔ恤，是我爸十年前出国时省下差旅费给我买的。编辑还为我从瑕步士专卖店借了一双鞋、一条裤子、一件毛衣、一件马甲，这就是我的拍照行头儿，可惜的是，我成天穿着的牛仔裤没用上。
看得出来，摄影师、造型师、编辑都很专业。在他们眼中，对于时尚有一个很具体的概念。我按照他们的要求，摆出一个个我感到羞愤的造型，做出一个个我回想起来恨不得自杀的动作，做出一个个平常从来没有在我脸上出现过的表情。有时候扮酷，有时候扮骚，有时候扮高兴，现在想不过是出乖露丑而已。拍照时，摄影师还给我的表情起了些名儿，什么〃向往〃之类的。中间为拍一个踢腿的动作，我还不慎摔了一跤，我暗叫了声〃活该〃就站起来了，接着拍，心里想着这是为我三十四岁了还老不正经而理应付出的代价。奇怪的是，越往后拍，我越放松，最后，我并没有感到装腔作势后的羞愤难当，反倒是有一种奇怪的表现欲促使我完成了拍摄，我怀疑我也许本来就是照片上所表现出来的那个人，只不过以前没机会暴露而已。
拍摄在继续，他们很努力地工作，与我谈话，使我轻松，鼓励我，跑前跑后，给我视线，让我的眼睛有地方看，给我倒水，耐心地等我抽烟，把我换下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总之，这是一幕认真工作的场景。两个小时结束了，大约拍了四五卷反转片，我知道，一组时尚照片出笼了，再过几天，我就能亲眼看到了，此刻我觉得忧心忡忡，因为我不知时尚是什么，我也不知我在那些照片上是什么样子。叫我放心的是，据说他们知道，但愿他们知道，他们要是不知道，那么很多人就会指着那些照片笑话我，那我麻烦可就大了，我不禁偷偷地想：我靠，那，那以后可怎么混呐？
〃非典〃时期像是要过去了，起初是恐慌，渐渐地，恐慌被习惯了，最后，不管如何，〃非典〃被当成一件别人的事情，〃非典〃病人与医生的事情，也就是与自己无关的事情。
过程就是这样。
〃非典〃时期，尽量少出门，出门戴一个白口罩，每天上网看的第一条新闻是发生人数及
死亡人数。为了略表心意，本来想找个地方捐点钱，也没找到向哪里捐，就算了。看看报纸，政府也没宣布〃非典〃病人一切免费，看来没我什么事儿。
总是这样，没我什么事儿。
接到几个写〃非典〃的约稿，想想无甚可写，就推了。
总觉得要为〃非典〃做点什么，终于行动起来，买了瓶维生素，吃了几粒，就懒得再吃。
与朋友打过一些与〃非典〃有关的电话，无非是把新闻里说的事情再说一遍，打打也就打烦了，不打了。
忽然发现，我仍像生活在封建社会的农民，没有什么社会生活，与社会的联系就是写点字换点饭钱，自种自食，自产自销，生死由天，后果自负。
对了，有一点比农民强，那就是上网抱怨，网上就是我可去的教堂，所有读者就是我的牧师。当然，我也顺手当一当别人的牧师，把心里想说的说一说，完事大吉，当然，也于事无补。不过，这也就是外国农民的水平。
据说国家因为〃非典〃损失了不少钱，本来觉得挺可惜的，再一想，像我这样的人，没什么钱可损失，而像我这样的人又占绝大多数，损失钱的一定是少数人。那些人钱多，损失了一部分也没什么了不起，最多也不过沦落到多数人的地步，即使这样，对于我，也谈不到可惜，这样一想，也就觉得没什么了。
历史上的所谓古代农业国家，也不过就是有那么一群人凑巧住在一块地上，他们懒得换地儿，还说着同一种相互能听懂的话，彼此间的联系就是食色两件事。仔细看一看，就知道，他们简直就是不得不相互交往，不得不呆在一起，力求为自己打小算盘时别伤着别人，对于这样的人来讲，国不国的似乎意义也不大，就那么回事儿。
有点消沉。除了社会分工以外，我能为别人做什么呢？别人能允许我为他们做些什么呢？他们又能为我做些什么呢？不知道。
这是个政治问题。
美国人是这么做的，他们愿意把国家搞成一个大家庭，每一个人尽可能地去帮助别人，并接受别人的帮助。在家庭里，所有成员一律平等相处，相互尊重，他们如此地抱团儿，在家庭内部，什么事儿都是大家商量着来。而对外部，他们统一行动，据说他们是现在最强大的国家。
希望有一天，有一种东西能把我与大家联系起来，叫我感到我与谁谁谁是一伙儿的，那样，就不会这么冷冷清清的了。若是出了点什么事，就是起哄也能找到人和地方，那就好了。这是一个可维持小农经济的农民的希望，这希望源于一种无法摆脱的小农孤独。不过，我知道，这希望定会落空，因为时候还没到，也不知要等到哪一天。
我悄悄地相信，当很多自信的而自足的小农都感到了我感受的那一种孤独之后，便会蠢蠢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