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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弟子偷练“余氏功夫”（1）
那段时间，从行动的方式，到对历史对人文的思考与情绪投入，真是一次彻头彻尾的追随和摹仿。
过去听他课看他文章，他就像是一名导游，我这个学生是在他的引领下，看尽了一路的好风光的。那样的过程，还来不及有自己的发现，就早被他话语与文章的气势裹挟而去，更多的还只是停留在倾听与阅读的快感层面上。
这次太不一样，是自己一次次去面对那些历史的场景，进入历史的现场，自己去体悟那些曾经活过的人、发生的事。总是在路上，天上、地上、水上，越走越强健和放松的肢体，举着一只思绪乱飞的脑瓜子，在大地上狂奔。总是这样，刚刚还没在都市的人群中，刚刚还在为买到一件漂亮衣服兴奋，刚刚还在博物馆黑乎乎的大厅里凑近了辨认那些文物，转眼就行进在山高水远的乡路上，混迹于一大群世代相守在本土的当地人中。我贼头贼脑四下打探，我蹲在墙根儿下，甜腻腻地叫着大爷大妈，缠住人家打探他们祖辈的来处与去向，有时还被领去他们的家里，看他们今天的生活与习俗，老实不客气地吃他们那些土土的菜肴和点心。总是坚持称自己为“闯入者”“外来者”，但是是非常善意的“闯入者”和“外来者”。
也是在那样的情状之下，我对余秋雨式的写作姿态也突然有了很强烈的认同。
以前对他散文的喜欢和维护，主要还是在对他才华和情感上的趋同，而真正对于他创作《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一系列文化散文的冲动和坚持所在，我除了在他的言谈和文字里去了解，去体会，其实并不能完全达到感同身受。总是隔着一层。只有当我自己也放胆在中国大地上独自游历了一圈之后，自己也有了写作和发言的冲动、激情时，才自然而然了悟了那一切。
那其实是一个非常自然和合理的结果。
一个稍稍有点悟性有点感觉的人，一个对人类的过去与未来稍稍有点好奇有点想法的人，让他突然穿越几千年的时光，一下跌落在早已物是人非或者人去楼空的历史舞台的前景中，他脑瓜子里不活动活动情绪上不激动激动，那真是不可救药了。
还是抄录一段余秋雨的话，最能表现我后来也有的那种感觉：
“我站在古人一定站过的那些方位上，用与先辈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着很少会有变化的自然景观，静听着与千百年前没有丝毫差异的风声鸟声，心想，在我居留的大城市里有很多藏有古籍的图书馆，讲授古文化的大学，而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却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大地默默无言，只要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要被这种奔泻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结果，就在这看似平常的伫立瞬间，人、历史、自然浑沌地交融在一起了，于是就有了写文章的冲动。”
那是当然的，就像我，常常会被自己满脑子里的滔滔话语涨得想要发狂，整个人都会被它们催得弹跳得起来，飞起来。
于是也庆幸在片子的操作伊始，我们坚持要让撰稿每一个博物馆、每一处历史遗迹都要走到的决心，也多亏了深圳方面有那么大的魄力，主要是有那么强的经济实力，舍得拿出钱来让摄制组两次甚至三次四次前往同一个外景地考察。
记得刚听到余秋雨他们去中东和南亚走“千禧之旅”消息时，除了激赏，还挺嫉妒的。这之前我曾在三联生活周刊的书讯上得知一位西方记者从欧洲出发，沿中世纪十字军东征路线，一路前往中东，沿途记录下那里的战火与人民的生活现状，出了厚厚的一本书。她也把自己这次行动当作二十世纪末的一次行为。当时我还对剧组的人说起过，觉得那个西方记者选择的路线和区域很有历史感，相隔1000年，时间和空间的两头恰恰又都是战火，两头又都是宗教。什么也不用说，光是客观记录，就足以让世人震惊和警觉了。当时说要是我们也有能力搞这么一次远行，光是这么个形式就能牛倒一大片。没想到很快就传来余老师他们的“千禧之旅”消息，搞得我还有点小小的失落。可见在中国，很多创意不是没有人想到，而是没人有魄力和实力去实施。
不过话也说回来，像深圳这样一个远离内地的经济特区，能想到以拍摄中国100个最具魅力的博物馆的形式，送别二十世纪，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手笔。
也真庆幸自己糊里糊涂就参与了这么一次跨世纪的行动，并且愣头愣脑地坚守住了自己一贯喜欢的方式。这样一来，简直就像在同一时间里，几乎和余秋雨老师在做着同样性质的事情。
不知以后还会不会有这样的好事撞上门来。
记得余老师在他的几部书里都提到过在外面游历时，肢体与精神上的历险。现在想，连这一点都是极其相似的，也都是事后想起来很好玩当然也有点后怕的事情，每一次都会成为记忆中有趣甚至神奇的体验。同样在国内游历，他说“一次为了赶早班渡船在山间迷了路，我顺着几声苍老的咳嗽声，找到了一间看山人的小屋，得到了指点；又有一次夜间迷路见对面来人，心中疑惧故意哼曲壮胆，对面来人也同样哼曲，等擦肩而过后才彼此放心，回头一笑”。这都是让一些具有相同经历的人会心一笑的趣事。
女弟子偷练“余氏功夫”（2）
有一次我在新疆，钻进一辆长途汽车，要去木垒哈萨克自治县看丝绸之路遗迹，在十个多小时的长途奔袭里，包括司机在内的所有当地人都在猜我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最后下车，可爱的哈萨克司机实在忍不住，问我是不是四川人。他说如果我真是四川人，他就算赌赢了，能挣一块钱。我好不得意，因为有句话说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四川人。是赞叹四川人顽强的生命力的。看样子，我跑得也够远的了。
也许更年轻些，也许性格使然，那两年里我走得差不多成了“野人”，胆子大得不得了，一出了北京就想方设法与所有组织脱离联系。我又不爱用手机，经常让北京的“指挥中心”担心把我这个总撰稿给走丢了。我想余老师可能完全想不出我这个学生走在外面的二流子样子。本来去每处都会有国家文物局开具的要求当地接待的介绍信，但我自己平时在政府机构呆腻了，好不容易有次机会，哪里还会老老实实地跑到外地还有人“全陪”着！我喜欢自己安排一切，像所有的自助旅行者那样，背着我的大背包，把该看的看了，该听的听了，该吃的吃了，然后站在博物馆的大门前长舒一口气，这才从容不迫走进馆长办公室，掏出那纸“尚方宝剑”放在桌上，就几天来自己对当地历史、人文的所有考察与想法，作一个总结性的对话。
那些自由自在的游走。
又想起余秋雨说的一个人在外面吃饭太醒目。还是想乐。名人嘛。而我这样的，就不必在乎这些，我常学着王朔的话说：我是流氓我怕谁。
他在《文化苦旅》里说，他是靠去各地讲课来完成游历的，还暗笑自己将成为靠卖艺闯荡江湖的流浪艺人。我也老实承认，我是靠做这个博物馆的片子完成在中国版图内的东游西逛，完成我的“中国之旅”的。
以前刚到北京工作时，也曾一厢情愿以为可以利用工作出差的机会遍游中国，后来发现这个方法对我并不可行，其间要付出的，肯定比得到的多。当然问题可能还是出在自己身上，既不能适应周围又没那么大的能耐让周围来习惯自己。好在最终还是借助于别人的财力完成了最初的行游，对这片土地有了一个完整的初步“体”验。接下来的，应该就是再次、再再次的进入。虽然许多地方不会再像第一次到达时那样兴奋、惊讶，感触和发现也不会那样一个接着一个，但多少也能体味到余秋雨说的，那都是些把思考甚至生命融进去过的地方，是留下过你的气息和身影的地方。在许多高兴和不高兴的时候，你突然想起它们，荒野上的某座弃庙，路边的一个憨笑，脏得苍蝇满天飞的一顿美味，会觉得，你的世界还有另一处存在，你和它们有某种联系。在远处有另一个你。那是很叫人充实和愉快的。
后来我跟人吹牛，说我这次算是上了一回余秋雨的博士生了。我们的片子请的余秋雨作艺术顾问，他总谦逊地表示他没做什么具体的事情。他不知道，没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