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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的失败了，我们也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来承受由此而生的流言蜚语（其中包括对考察报告文本的攻汗、辱骂）。我还想借用我大学时代的那个例子来佐证考察手段之于考察的重要性。那个大学生暑期考察团扛着一面醒目的红旗在一个依然炎热的傍晚来到了吴江县八涛乡。当天晚上学生会副主席张俊辗转反侧，终于蹑手蹑脚地下了床。从那一天开始他每天深夜都像个业余水准的贼一样从门缝或者窗口不辞辛苦地考察李思远教授的性欲问题。然后他回到房间一面往腿上涂大量的凤油精，一面用越来越困惑不解的语气把考察的结果向对床的我和盘托出，希望从我这里得到智力上的援助。他还是在说话，说话！从中到西、从古到今，简直没完没了，我真搞不懂他难道能从嘴里射精？当时我能提供给张俊的解释是，这是常见的性欲转化现象。正如提笼架鸟、琴棋书画一样，谈话也是老年人重要的性欲转化形式之一。
这是没有能力和信心正视自己的初步表现。从炫耀博学的谈话中建立起权威感，也就是低着头费力地寻找性高潮的代用品，而谈话对象在此过程中不自觉地扮演着性伙伴的角色。李思远获得过四项国家专利，其中一项有关“火力电站的废热利用”。
可惜张俊的考察未能进一步地深人下去，他着了李思远设下的套子（某种极端一些的观点认为，老年人的老谋深算也是性欲转化形式之一）。我们的学生会副主席以为自己是在考察老年人的性欲问题，结果从门缝里只看到那个青岛小姑娘在擦洗身体，就在这时李思远忽然从后面出现了，将张俊的胳膊牢牢地抓住。事后我觉得身败名裂还在其次，那项并非完全出于嫉妒的研究草草收场才令人扼腕。这就是考察手段不当而造成的必然后果，我丝毫不同情张俊。只要我们的动机是纯正的，我们的热情是纯正的，我们就应该采用尽可能光明正大的方式去接触考察对象，去争取考察对象的理解和配合。当然面临的困难也是显然的。我曾经对我们楼下看车棚的王辅民（男，六十七岁，中年丧偶）作过一次录音访谈，结果我只得到一些支支吾吾的语气词。另外我还试图利用亲情关系打动我爷爷（男，七十六岁，原国民党中央大学机电系毕业生，老伴七十四岁），希望他老人家能拨冗襄助，把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留在这个世上。他最后答应说让他考虑一下。谁知第二天凌晨我爷爷就无疾而终。看来仅仅具有诚恳、坦率也同样是行不通的。
那么，我们就找不到一个真正有力的手段了吗？九零年秋大，我陪我的一个朋友去他苏中老家看望年迈的父母。正赶上当地公审一批刑事案犯，非常的热闹。本来我们是不准备去看的，但是我朋友的父母因为我的朋友年过三十尚未婚娶的事没命地唠叨，我们就只好去城北的刑场避一避了，顺便瞧个新鲜。当时我们被挤在密密匝匝的围观人群中，我记得我的朋友冷不了地说了一句，妈呀，再不结婚不会把我也毙了吧？八声枪响让七个罪大恶极的男女上了路。据说挨了两颗枪子才肯离去的竟然是其中最老朽的一位（吴礼功，男，七十一岁，擅长种西瓜的菜农）。这一点我们无法确证，因为从我们的角度根本看不到行刑的最后一幕，大家挤来挤去只是为了图个快活。我们只看到每个犯人被左右架着从大卡车上下来，从人群中间硬挡出来的一条二十米长的窄道经过，然后就消失在警戒线以内了。犯人的脖子上都挂着一块挺大的牌子，我看不清究竟写了些什么，反正他们该死。但是说起那个最年老的，我有印象。因为其他几个下了车就已经成了立不住的稀泥，而唯独那位老者不惊不乍，相当地从容。当时他的表情使我相信他已经是一个不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了。从刑场回去的路上，我才知道那个老家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强奸犯，受害者是年仅五岁的小女孩。我的求知欲取代了一般性的忿怒，驱使我对老年人吴礼功作进一步的了解。几乎每一位吴礼功的邻居（受害者家庭除外）或者远房亲人都对我发了一句同样的感慨，真想不到！吴老头平常人挺好的。我认为在那一刻，强奸幼女与被枪毙这二者在吴礼功并不糊涂的头脑里是完全等价的。实际上是吴礼功自己在自觉的状态下给自己宣判了死刑。而在到达这一极缓慢而激烈的过程中，吴礼功是怎么想的呢？我想，这个令人发指的暴力行为从某种角度说也部分出于老年人的无能为力。吴礼功无法通过正常的途径解决他已被完全忘却的性欲问题。这个问题也许已经有了二十年的历史，或者更久。毕加索七十一岁时，门口渴望和他睡觉的女人仍然需要安静地排队，或者急吼吼地托人找路子。而吴礼功不是毕加索，只是一个普通的毫无吸弓旧的老人，他只能寄希望于非正常的方式，那就是强奸。而一个老人身体所能具有的微弱的攻击力，限制着吴礼功最终的选择。所以，在一个傍晚他怀揣着一把五颜六色的糖果佝着背走向了一个正趴在地上玩耍的脖子上还挂了只铜铃挡的小女孩。我相信对吴礼功细致人里的考察在人类知识史上将具有经典的意义，但是我这个愿望的萌发和那颗子弹相比实在是太慢了。那么，我们的考察真的就无法进行下去了吗？
此刻，我仍然在思考这个问题。死回吴礼功被反绑着双手，身体显得更加干瘪枯搞，胸前挂着一个糊了一层白纸的马粪纸牌，上面写着：强奸幼女犯吴礼功。
（名字上当然还有一个大大的红色的叉。）两个全副武装的警察一左一右夹着，吴礼功不紧不慢地走在凸凹不平的土路上，眼睛正视着前方，目光平静如水。他离死亡还有可见的二十米的路程。我连忙分开围观的人群，从维持秩序的警察的胳膊下钻了过去，张开双臂挡在了吴礼功的正前方。我向执法者恳求说，我想采访一下吴礼功，我的采访将比法律更有助于恢复其他老年人的理智，相信我。起初他们有些犹豫，后来终于同意了，快点，只给你五分钟时间。我打开了采访机，吴礼功一面背着手在两个警察之间踱来踱去，一面尽可能简洁地回答了我的提问。当我问及他在犯罪结束时是不是确实产生了性满足的感觉，是不是嗅到了死亡的气味？他没有急于回答，只是抬头看了看云低雾迷的天空。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丧尽大良的心理在这场行为中是不是实际上起到了一个兴奋剂的作用？警察说，时间到了。吴礼功就这么被推走了。没一会儿，我们就听到了枪声。根据录音整理出来的文件我将在这篇考察报告的最后作为附录提供给你们，它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等等，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对，虚构。我想提醒大家的是，在我们这场遭人非议的社会考察中，虚构仍然是帮助我们摆脱各种困境的我们所能把握的最有力的武器。它像一柄锋利的剑，使我们得以透过表象更加逼近事物的本质。从这一点来说，我们的手段使我们这次考察和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社会考察有了显著的区别，也保证了这次考察不陷人容易陷入的平庸无为的命运。
虽然我对老年人的性欲问题已经关注了一些年头，但是我一直没有用行动的呐喊来弥补这项考察工作的空泛。投身社会活动的热情深刻地匮乏，（源于我尴尬的生存立场，）是其中一大原因。任何一种激动人心的闪耀着理想主义色彩的思考，一旦被置放到社会的背景中扩展、延伸，原本具有的个人性的理想主义光芒也就荡然无存了。我把拒绝所有与此类似的堕落当作我现实生活的原则，从某种角度说，这也成了作蚕自缚的生存策略。总之，我把自己不出所料地逼到了一个死胡同里，虚无主义成了唯一的出路。我不愿意这样。所以我们说，“老年人的性欲问题”这项工程浩繁的社会考察，之所以让所有自愿参加者如此的重视，其原因还在于这场行为首先对我们自身来说是非常必要的。你不要把以上说法简单地理解为，我们也正在面临或者迟早会面临这个该死的老年人的性欲问题。我们只是希望通过行动这种方式来恢复对生活应该具有的基本热情。当然，意识形态的压力并不是这项社会考察终于投人运作的直接缘起。如同导致一场战争爆发的往往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一样，这场旷日持久的社会考察的导火索竟然是在朋友圈中只出现了那么一次的身高和自我感觉都很矮小的一个叫老铁的机关职员。那一天晚上我的朋友小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