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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转型，‘文化工业’逐步成长，以至于到了今天，在主要以服务为取向、强调富裕和消费的后工业社会中，媚俗艺术已成为现代文明生活的一个核心因素，已成了一种常规地、无可逃避地包围着我们的艺术”。然而，虽然卡林内斯库认为“媚俗艺术”为“现代性”的基本表征之一，虽然他也承认在现代或后现代社会中“媚俗艺术”已成为了一种“常规地、无可逃避地包围着我们的艺术”，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媚俗艺术”的肯定。还是在这本《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卡林内斯库明确表达了自己对于“媚俗艺术”的基本看法：“无论其起源为何，媚俗曾经是而且仍然是一个带强烈贬义的词，并因此可以被加以最广泛的主观性使用。在大多数情况下，说某物是媚俗之作等于是直截了当地把它作为无趣味、惹人厌恶甚至是倒胃口之物予以拒绝。然而，媚俗一词却不能用于与审美生产或审美接受的广阔领域完全无关的对象或情境。一般而言，对于那些试图成为‘艺术’而实际上没有成功的东西，媚俗的称呼排除了它们宣称具有品质或假装具有品质的可能。因而，它可以贬义地使用于建筑、风景、室内装饰与家具陈设、绘画与雕塑、音乐、电影和电视节目、文学，实际上就是一切服从趣味判断之物。……暂时且让我们局限于文学来谈，我们可以区分出两个包罗甚广的范畴，其中每一个都包含无数的种与亚种：（1）为宣传而生产的媚俗艺术（包括政治媚俗艺术、宗教媚俗艺术等等）；（2）主要是为娱乐而生产的媚俗艺术（言情小说、罗得·麦丘恩式礼品店诗歌、作为糊口之资的艺术品、印刷精美的通俗杂志等等）”。很显然，卡林内斯库主要是在西方文化的范畴内谈论对于“媚俗”问题的看法的。但正如同“现代性”问题并不仅仅属于西方世界一样，“媚俗”问题同样也在当代中国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中国构成了一个相当重要的文化命题。在这个意义上，卡林内斯库对于“媚俗”问题的上述看法便明显地对于我们对池莉之“媚俗”问题的理解具有了相应的学术参照与启发意义。虽然我们并不准备完全以卡林内斯库的相关理论来审察池莉小说，但他的上述看法首先启示我们可以把池莉小说在90年代之后的异军崛起理解为是市场经济大潮的伴生之物，设若没有这样一种风起云涌的市场经济大潮的出现，那么池莉小说的“媚俗”问题便是一个无从谈起的话题。其次则提醒我们对于池莉小说之“媚俗”问题，一定要进行极其审慎而又深入的批判性清理与反思的命运，所以才竭力地要对“媚俗”作出一番全新的理解。但遗憾的是，这样一种解说不仅并不与文学的实际情形相一致，而且也的确很难获得广大学界同仁的认可与赞同。我们觉得，就其本来的意义而言，所谓“媚俗”当然只能意味着是对大众读者的有意讨好与曲意逢迎。在当下的文学时代，这样的一种“媚俗”所带来的自然是作品的惊人印数，而潜隐在惊人印数背后的则又自然是直接的经济效益了。
三 池莉小说的得与失
一方面，我们固然应该承认池莉所谓“最广大的读者是一个散在的群体。他们的阅读趣味和心理需求并不一样”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正如世界上绝对不会有完全一模一样的两个人一样，就个体读者而言，也的确不会有两个阅读趣味和心理需求都完全一样的读者存在。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同样也应该承认虽然这些散在的大众读者的阅读趣味和心理需求各不相同，但在这些各不相同的阅读趣味和心理需求中却完全可以提炼概括出某种可以叫做大众共同心理的东西来。这一点，是心理学界早已解决了的问题。在文学领域中，大众读者共同的阅读趣味与接受心理的存在，也已是众所公认的事实。在这个意义上，池莉企图以对大众读者之间个体性差异的强调而抹煞否定一种共同的大众阅读接受心理的努力，其实是很难奏效的。在笔者看来，池莉小说写作诸多特征的形成均与她这种甚为执著的“媚俗”心理有着难以割舍的内在联系。她值得肯定的艺术优势在此，她必须加以全面反省的艺术缺陷同样在此，真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是也。就目前池莉已发表的小说作品来看，作家的最成功之处，或者说池莉对于9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之最值得肯定的原创性贡献乃在于她对于当代中国城市（当然是以池莉自己非常熟悉的武汉为代表的，因为池莉的小说总是以武汉为人物故事的背景，所以也有论者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把她的作品称之为“汉味小说”）中处于大多数的底层市民生活与市民形象极其鲜活灵动且又相当合理到位的艺术描绘与表现。而这一点，也正是池莉小说之所以能够赢得批评界广泛好评的根本原因所在。虽然池莉小说创作的题材领域并不算狭窄，她曾先后涉足过通常所谓历史题材（《你是一条河 》、《预谋杀人》等）、知识分子题材（《小姐你早》、《霍乱之乱》、《一夜盛开如玫瑰》等）、知青题材（《致无尽岁月》、《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等）、女性题材（《云破处》、《绿水长流》等）等领域。必须指出的是，以题材领域来切割池莉的小说便无可避免地要有题材交叉现象出现，比如《小姐你早》便既是知识分子题材，又可被看作女性题材，而《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则既是知青题材，又是女性题材）的写作，但在一般的读者与批评家的心目中，池莉的名字却不可分割地与小市民联系在了一起。在他们看来，她影响最大的小说当然应该是诸如《来来往往》、《烦恼人生》、《生活秀》、《你认为你是谁》、《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等这样一类小市民小说。的确应该承认，池莉小说对于小市民生存状态的描摹是真实形象的，对于小市民心态的把握捕捉是准确到位的。池莉小说的这一特色是从《烦恼人生》的写作开始逐渐形成的。
《烦恼人生》意在通过对普通工人印家厚一天生活的如实记录来映射表现都市底层小市民充满了“烦恼”的凡俗人生。对于钢厂工人印家厚而言，住房、交通、奖金以及婚姻爱情等一系列日常生活中必须面对的问题都使他处于极为紧张的生存压力之下。但也正是在这些须臾不可逃离的生存压力的打磨之下，印家厚才逐渐形成了底层小市民处于万般无奈情况时一种独有的生存智慧。比如挤公交车一段：“印家厚是跑月票老手了，他早看破了公共汽车的把戏，他一直跟着车子小跑。车上有张男人的胖脸在嘲弄印家厚……印家厚从侧面抓住车门把手，一步登上车，用厚重的背把那胖脸抵在车门上一挤然后又一揉，胖脸啊呀呀叫唤起来，上车的人不耐烦地将他扒开，扒得他在马路上团团转。印家厚缓缓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由于住房距离工厂过于遥远，所以印家厚上班便需要先乘公交车再坐轮渡，因此时间就显得特别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具有一种熟练的乘车技巧便是决定印家厚能否按时上班的关键因素。在池莉对印家厚乘车这一细节的铺叙描写中，我们既可以感受到主人公所面临着的巨大生存压力，同时却也不难对作为一位为日常生存而整日奔波的普通市民印家厚那既挤上了车同时却又乘机巧妙地惩罚了嘲讽自己的“胖脸”的甚为微妙的心理状态有一种直观的领悟把握。对这样一种微妙心理状态的把握与描写便只有如池莉这样对底层市民日常生活有深入体验的作家方才能够写得出了。其实在《烦恼人生》中池莉对于底层市民心理状态的把握也确实还有很不到位的地方。比如说她非得让印家厚在轮渡上模仿诗人北岛的《生活》“网”，也作了一首叫做《生活》“梦”的诗，在我看来便是一个极大的败笔。依池莉之本意，大约是想写出整日被烦恼缠扰着的印家厚试图摆脱这种烦恼人生的一种强烈愿望，但让一位赶着去上班的钢厂工人吟诗弄文，并且还让以“小白为首的几个文学爱好者团团围住他，要求与他切磋切磋现代诗”，这样的描写其实就是相当失真而矫情的。在这样的描写中，我们所能得出的结论便是池莉虽然已经在《烦恼人生》中开始形成了自己表现底层市民生态与心态的创作特色，但这时候她对于人物心理的把握其实还是经常会游离于人物的主导性格之外的。相比较而言，池莉对于底层市民生态与心态更为成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