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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莉的自我克隆现象是严重的，无论是早期的《烦恼人生》，还是《生活秀》和《有了快感你就喊》，以及她的其他中短篇小说，都是小人物的烦心事，毫无新意可言。就好像一个厨师做饭一样，千篇一律地烧出芹菜炒腐竹、芹菜炒鸡蛋、芹菜炒蒜苗……而且用的是一样的调料，你说烦人不烦人。难怪有人说，池莉是个直肠子，吃多少拉多少。池莉的这种重复，是她脱离生活的结果，透过《有了快感你就喊》的写作日记，便可窥其一斑。据日记中记载，池莉多次发生写不下去的情况，于是，只好焚香，求助于上帝，保佑我写出好文章来。池莉的文章中看不出一点基督徒的影子，怎么老是“上帝”“上帝”的呢，上帝会管这破事吗？这就叫缺乏生活，光凭想象，写不出来硬写，最后只好自我克隆。
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在《重复》一书中指出，生活的本质就是重复，生老病死，四季轮回。但重复的真正含义不在于重复自身，而在于一个个体怎样对待重复，因而真正的重复只能自由地发生在精神领域。池莉们缺少精神，注重欲望，又怎么能不无意义地重复复重复呢？
欲望的意义和悲剧的精神
福柯指出，“性”是意识形态建构和统合的“身体、器官、肉体、功能、自发生理体系、感觉和快感”，没有自己内在的统一性或“法则”。意义是通过语言、通过词和相互关系建构的，性通过与其他非性概念的关系存在，是一个语言单位。围绕性的斗争是围绕意义的斗争。马尔库塞则在《爱欲与文明》中指出，弗洛伊德把人的心理结构分为意识和潜意识。在他看来，由于是快乐原则支配的潜意识是先天形成的，因而更能体现人的本质。潜意识中的主要本能是生命本能和死亡本能。由于人首先是一种存在，因而人的本质首先就是与存在原则相一致的生命本能。这种生命本能就是爱欲。在现代文明中，人受到压抑，首先就因为爱欲的压抑。因此，当马克思说人的解放时，实际也就是爱欲的解放。但爱欲的解放，决不等于性欲的放纵。性欲和爱欲的区别在于，性欲仅仅是两性关系的欲望，而爱欲作为生命本能，则蕴含着更多的内容，既包括性欲，也包括食欲、休息、消遣等其他生物欲望。性欲对个人来说，只能获得局部的、短暂的快乐，而且还常伴之以痛苦和给社会带来的混乱。可是，爱欲则会使人获得一种持久的、全面的快乐，并使社会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解放爱欲的关键是要解放劳动，使人摆脱异化劳动的痛苦，在劳动中获得快乐 。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则干脆把这种欲望分为两种：低级需要和高级需要，这几种需要逐渐升华，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这种升华包括如下内涵：①高级需要是一种在种系上或进化上发展较迟的产物；②高级需要是较迟的个体发育的产物 ；③越是高级的需要，对于维持纯粹的生存也就越不迫切；④生活在高级需要的水平上，意味着更大的生物效能，更长的寿命，更少的疾病和更好的睡眠等等；⑤从主观上讲，高级需要不像其它需要一样迫切；⑥高级需要的满足能引起更合意的主观效果，即更深刻的幸福感，宁静感，以及内心生活的丰富感；⑦追求和满足高级需要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健康趋势，一种脱离心理病态的趋势；⑧高级需要的满足有更多的前提条件；⑨高级需要的实现要求有更好的外部条件；B10那些两种需要都满足的人们通常认为高级需要比低级需要具有更大的价值；B11需要的层次越高，爱的趋同范围就越广；B12高级需要越高级，就越少自私，越具有有益于公众和社会的效果；B13高级需要的满足更接近自我实现；B14高级需要的追求与满足导致更伟大、更坚强，以及更真实的个性；B15需要的层次越高，心理治疗就越容易，并且越有效；B16低级需要比高级需要更部位化，更可触知，也更有限度。对此，犹太哲学大师弗洛姆的观点则是，“任何理想，包括以世俗的意识形态表现出来的理想都是人的需要的表现。我们必须充分重视这些理想的真实性，充分估计到它们有助于拓展人的力量的程度，充分估计到它们实现与解答人的追寻世界的平衡与和谐的需要的程度。我再说一遍：要理解人的动机必须首先理解人的境遇。”
由此可见，文学绝对不是独立于社会而存在的，是和其他学科的理论同步发展的，只不过其他学科偏重于理论，文学偏重于感性罢了。那些所谓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谎言，是戕害文学健康发展的刽子手。对此，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犹太文学大师艾·辛格说：一个人在恋爱和做爱中，最能表现一个人的人性。打个比方，一个人在社会上可以是个强人，是个独裁者，但是在做爱时，他则可能像小孩一样无能。性器官是人体最敏感的部位。例如，眼睛不会因为它看到不喜欢的东西而不看，但阴茎则不同，如果它不喜欢，它就拒绝“工作”。因此，性器官更能表现人的灵魂。它们不是“外交官”，它们毫不留情地说出真相。尽管有时它们会“喜怒无常”，甚至因耐不住寂寞而疯狂，但事后它们就会报告大脑，它们非常后悔，甚至很痛苦。哲学大师马尔库塞则在《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中指出，“人无论是用感官还是用其他粗野的部分，都无法知觉和享受美；它完全是在某种更高贵的方式中，享受着所有的美和善，即是借助最高贵的东西——他的精神和理性。”也就是说，当你简单地把仅仅是生理欲望等同于快乐和幸福，那快乐本身便不再是美的主体，也不会有任何可敬、可爱的表现了。只有在真正全面而深刻的艺术中，快乐和幸福才有可能产生，并形成美。普鲁斯特在《驳圣伯夫》一书中，把这种艺术的美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他指出，艺术品只有在精神领域才可能被创造出来，他反对艺术创造中的唯物主义，主张摈弃粗陋的表面，割断与表象的联系，深入到生命的深处，揭示“人所具备的本质和深在的一切”，真正达到“内在的真实”，艺术品才有可能成为“永恒的东西”。也就是说：“外在的真实”虽然可以赢得暂时的成功，但太肤浅，没有生命力，太容易重复，最终会被文学史淘汰。
综上所述，一个作家要想获得最后的成功，必须突破欲望的瓶颈，走向精神的深处。而这一切，除了深入生活以外，还必须多读书，接受世界先进文明的成果，并以悲悯的心态对待大众苍生，以审视和挑剔的眼光揭示人的境遇，挖掘那些导致人不快乐、不幸福、不人道的真正原因。这些问题正是涉及当代中国作家所面临的普遍困境，没有苛刻的自我要求，不会踏入艺术的门槛。
D。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指出，小说家的任务除了要解释社会以外，还要弄明白“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中，世界包围着我们并大有湮没自我之势。大众文化的花招很简单——就是尽一切办法让大伙儿高兴，同时打着纯艺术的幌子，实际上是溶解自我，并让文化走向庸俗化。对此，犹太哲学大师弗洛姆在《精神健康与社会》中也做出进一步阐释，精神健康以及成熟的概念是一个客观的东西，只有考察了“人类状况”以后，才能得出结论。我们不能以个人是否“适应”社会为前提来给精神健康下定义，恰恰相反，我们必须先看社会是否适应人的需要，社会的功能是促进还是阻碍精神健康的发展。健全的社会能拓展人具有爱人的能力和创造性的工作，节制他的欲望，发展他的理性与客观性，促进自我的生长和他在社会中的意义，不健全的社会则造成人们相互憎恨与不信任，将人变成权力的奴隶和物欲的工具，剥夺他的自由和个人尊严，或者成为木乃伊和机器人。在此基础上，弗洛姆提出了“人道主义伦理学”这一基本理论，主张从心理学分析入手，以“社会批判”为武器，强调“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