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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生活秀》乃是《你以为你是谁》的“女性版”。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来双扬也是差不多近乎于完美的市民英雄形象。如同陆武桥一样，来双扬简直也是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与才干，凭借自己的泼辣与心计，将生活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一一化解。她既能降服颇为难缠的大嫂，又能收回多年难以讨还的老房；既可以巧妙地处理自己与卓雄洲的关系，又可以不无残酷地将九妹嫁与房管所长的“花痴”儿子；既充分地考虑到了自己以及家中其他成员的未来，又对自己的现实处境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应该说，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将九妹作为筹码来使用，而不惜将九妹推入“火坑”，这样的心计其实也够歹毒的了，但在小说的描写中我们却根本感觉不到作家对于来双扬的如此作为有丝毫谴责批判的意味，我们感觉到的只是作家对于来双扬别一种生存智慧与生存能力的欣赏与玩味。不仅如此，为了更加凸显出来双扬形象的高大完美来，池莉也如同《你以为你是谁》中一样，在来双扬身边特意地设定了作为知识分子的来双瑗这一形象，以对来双瑗颇带嘲讽戏谑意味的描写来最终完成对来双扬形象的烘托。《来来往往》集中展示的是康伟业自青年至中年的若干段感情经历。康伟业之由青年到中年的这段历程，恰逢中国社会由原来的封闭保守而逐步走向改革开放，走向市场经济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而康伟业则正是在此一时段中一位独领时代风骚的“成功人士”［关于“成功人士”，可参见王晓明在《半张脸的神话》（《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10版）一文中的相关描述：“今天，一种叫做‘成功人士’的新的形象，正在广告和传媒上频繁出现。他通常是男性、中年、肚子微凸，衣冠笔挺。他很有钱……他也可能在美国留过学，养成了西式的习惯……最近五六年来，他成了社会上最受瞩目的人物”，以至于“一些小说家、电视和电影剧本的作者，也从他身上获得灵感，纷纷写起了他和女人们的复杂故事。”将王晓明的相关描述与池莉的《来来往往》两相对照，则康伟业当是极为典型的“成功人士”无疑，或者干脆可以说，池莉的小说本身就是对王晓明一些作家“纷纷写起了他和女人们的复杂故事”这一论断的最好证明。因为《来来往往》所集中摹写的正是康伟业与段莉娜、林珠和时雨蓬这三位女性之间颇为复杂的情感纠葛］。康伟业与段莉娜的婚姻起始于文革后期，由于家庭出身的悬殊（段莉娜为将军之女），婚后很长一段时期康伟业都在仰段莉娜之鼻息。直到进入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时代，直到康伟业下海经商并获得成功之后，这种情形才有了明显的改观。成功之后的康伟业不再能继续忍受刁蛮可憎的段莉娜，于是便有了情人林珠。为了与林珠结合，康伟业提出离婚，但段莉娜不仅不答应，反而还经常如泼妇一般去康伟业的办公室大吵大闹。眼看康伟业离婚无望，林珠只好远走异国他乡。之后康伟业又有了一个名叫时雨蓬的新情人，虽然他并不打算与时雨蓬结合，但还是要积极地与面目可憎到颇有些神经质的妻子段莉娜离婚。小说的结尾是开放性的，康伟业想：“婚离得了吗？林珠回得来吗？将来遇得见戴晓蕾吗？时雨蓬的确太孩子气了。李大夫对现在的一切会怎么看。生意是越来越难做了。钱是越来越不好赚了。”然而，虽然生活中存在着太多的未知数，但生活却仍然将继续下去，于是，康伟业驾上车，“回到了他日常忙碌的生活中”。应该说，在结尾处并未给出一个确定性的答案，这样一种处理方式在一定意义上确实带有某种现代意味，但是就整体小说文本而言，作者对于康伟业所持有的乃是一种同情肯定甚至带有某种欣赏意味的态度，但段莉娜却由于其一味地无理取闹与胡搅蛮缠而颇为读者所厌憎（其实池莉对段莉娜的态度也同样带有明显的否定倾向）。在这个意义上，康伟业则很显然与前文分析过的陆武桥、来双扬是同一类被作家池莉所充分肯定认可的人物形象。对康伟业的分析不能让我们不联想到池莉另一部小说《小姐你早》中的男性形象王自力。如同康伟业一样，王自力也无疑是如王晓明所分析的“成功人士”形象。但池莉对王自力的态度却与对康伟业的态度大相径庭。对于康伟业，池莉有着足够的认可肯定，而对于王自力，池莉却竭尽漫画嘲讽之能事，否定的倾向表现得异常明显，在这个意义上，王自力的形象则似乎证实着池莉一种鲜明批判倾向的存在。但我们应该注意到池莉的这种批判是建立在女权主义的立场上的。这也就是说，池莉其实对于王自力是如何成为一位“成功人士”的，王自力之成为“成功人士”，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究竟有何内在联系等一系列问题均不感兴趣，她的着眼点乃在于成功了的王自力实在不该从情感上伤害妻子戚润物。正因为王自力的所作所为严重地损害了戚润物，所以才有戚润物、李开玲和艾月这三位女性联手制服王自力的故事发生。分析至此，即不难发现，其实对于同为“成功人士”的王自力，池莉的态度从本质上看与对于康伟业的态度是相当一致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认为刘旭在《小说中的 “成功人士” 》（载《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一书）一文中的分析是极有见地的：“但是，如果把事情放在大环境下看，这些‘成功人士’常常是富了之后，有了年轻漂亮的情人之后，才突然‘发现’妻子的老和丑，突然‘感到’原来自己和妻子‘早就’没了感情。这就有问题了。老实说，这些总是一有钱就养情人的‘成功人士’决不是婚姻上的革命者，他们的情人们更不是，他们是经济初步发展时期的暴富阶层和以金钱购买感官刺激的人，他们的情人则是希望毫不费力地过上让人羡慕的豪华生活的，以青春换取金钱的，虚荣的女人。如康伟业的第一个‘小蜜’林珠不堪段莉娜的压力终与康伟业分手，临走前将康伟业送的房子卖掉，然后当着康伟业的面毫不客气地将钱装进自己的腰包，如此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哪里还有爱情可言？”这还仅仅是就感情层次而言的，更进一步地说：“‘成功人士’和其他丑恶现象是现代化道路的产物吗？利用职务之便和手中的权力大搞贪污受贿的现象是现代化道路独有的吗？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哪个朝代没有以权聚敛起大量财富者？这些正宗的封建豪富与现代化有什么关系吗？中国正走在现代化道路上，这似乎是无可辩驳的，中国出现了一个‘新富人’阶层也是无可辩驳的，但两者的关系如何？是现代化道路产生了这批‘成功人士’吗？它是不是某些人的借口？将自己的非法掠夺置于现代化道路的保护之下，确实是一个极‘光彩’又极有力量的合法性营造，如果一个作家也人云亦云地推波助澜，不是太可悲了吗？”应该承认，刘旭的上述分析是犀利异常一针见血的。在刘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