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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经验,乃有此失”,那袁世凯其实是明知其不可为而故意“设阱以陷之”,这就是袁之大奸巨猾的表现了。
成立国民党
孙中山此次北上,晤袁是一个主要内容,另一个主要内容是参加国民党的成立大会。
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1912年1月22日,同盟会在南京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有来自内地18个省的2000多名会员代表参加。会上,胡汉民代表孙中山,提议将誓词修改为“颠覆满清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获一致通过。在讨论日后政党改组问题时则分歧很大,讨论结果,大多数认为武装革命已告结束,应改为公开的政党,因为孙中山当时在主持国政,汪精卫被选为总理,但汪精卫并没有就任。
同盟会领导的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已经腐朽不堪的清王朝。中华民国的成立,民主气氛高涨,“政党政治”一时成为热潮,在很短的时间内竟出现上百个政党,出现党派林立的局面。3月3日,中国同盟会本部于南京召开全体大会,孙中山又一次当选为同盟会总理;在宋教仁的鼓动下,同盟会通过了新修订的《总章》。这个新纲领核心精神是将同盟会从过去秘密的“革命党”变为公开合法的“政党”。在他们的心目中,“政党”就是西方那种在议会中通过选举取得执政权的党,而“革命党”并非“政党”。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将“革命党”同盟会改造成“政党”国民党。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迁都北京后,同盟会总部也于4月25日由南京迁到北京,日常事务由宋教仁主持。在参议院中,同盟会占有多数席位,这令袁世凯颇以为患,急欲削弱其力量。他支持立宪派人士张謇、汤化龙等联合统一党、民社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等小党,成立了共和党,出版机关报——《国民公报》,公开称南京临时政府为“假政府”。
袁世凯就职后,让唐绍仪组成的内阁人选里,涉及外交、内政、陆海军、财政和交通等实权部门的总长人选,都清一色掌握在袁氏人物手中。
黄兴在新政府的职责是在南京留守。其实是要遣散部队,以让革命后的国家有个喘息之机,来从事和平建设。当时很多人都找上门来,希望谋个一官半职,面对挥之不去的求职者,最后黄兴只好登报声明,不允徇私,无职可给。要遣散30万官兵,最低限度的恩饷(遣散费),非250万两不可。留守处哪有这笔巨款呢?依法报请北京国务院索饷。
初上任的唐绍仪总理也两手空空,除举外债之外,别无财源。不得已,他向四国(英、美、德、法)银行团商借外债8500万两。在签约之前,请求对方先垫付3500万两,以解燃眉之急。四国原已答应垫款,但是日本、俄国闻之后抗议——每个列强在中国的目的不一样,英国意图占西藏,俄国要新疆、蒙古、满洲,日本要占南满和闽南,它们唯恐彼此分赃不均,因而各国势力相持不下。不得已,唐氏内阁决定改向六国银行团(加入日俄两国)商借,但日俄又另提要求:此款不得用于满、蒙地区,因为它们早已视满、蒙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另一方面,唐绍仪与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谈判借款也陷于僵局。因银行团不信任中国官僚,即便允许借款,也坚持应由四国派员监督使用为条件。唐绍仪终因无法应对内外交困,任职未及三个月,竟然弃职离京。袁世凯只好任命原外交总长陆征祥为代理国务总理,但这一任命遭到议会的反对。
1912年7月26日,袁世凯不顾议会反对,出动军警威胁参议院强行通过陆征祥出任国务总理。面对袁的专权,原本在唐绍仪内阁任“农林总长”的宋教仁,深感必须组织一个强大的政党,造成两党对峙局面,引向“宪政轨道”。
当时南北小党共有数百家之多,但宋教仁更青睐于几个较大的小党,其中统一共和党是参议院中的另一大党(其党魁是蔡锷),也极不满陆征祥组阁,也深感有扩大力量的必要,提出与同盟会合并的愿望。
经几次商谈后,合并之事进展颇为顺利,国民公党也表示愿意加入合并,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得知三党将合并,也表示愿加入合并谈判。结果五党于8月13日达成协议:
一、合并之前,取“共和之制国民为国主体”之体,更名为“国民党”。
二、拟定党纲15条,其主要内容有:“保持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励行种族同化”,“采用民生政策”,“维持国际平和”。
三、总部组织分:总务、文事、政事、交际、会计五部。各地组织一律改称支部。
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与会者数千人,极一时之盛。孙中山出席大会作主题演说,称五党合并为一大政党,“乃民国大幸福”。会议选举中,孙中山以1130的绝对多数票,当选为理事长。孙中山力辞不就,国民党中央于是决定由宋教仁代理。宋教仁于是成为当时中国第一大政党的党魁,锋头之盛,气势之高,一时无二。那一年,宋教仁年仅30岁。
宋教仁遇刺案
1913年3月20日晚10点左右的上海北站显得热闹非凡,宋教仁、黄兴、廖仲恺等都聚集在此,准备送奉袁世凯电召北上的宋教仁乘夜车北上北京。
10点45分,当宋教仁被黄兴等人簇拥着走到剪票口时,忽背后中了一弹,穿入胸中,直达腰部。宋忍痛不住,靠在铁栅栏上,凄声说道:“我中枪了。”正说着,又闻枪声两响,车站顿时大乱,刺客乃趁机逃去。于右任等赶来急忙送宋教仁入沪宁医院抢救。但因子弹射中心脏附近,3月22日凌晨宋教仁不治身亡。黄兴、陈其美、于右任、居正等人皆悲愤填膺,情不可抑。
宋教仁遇刺后,举国震动,舆论大哗。国民党人认为此案的幕后黑手,一定是袁世凯。
1912年8月,宋教仁联合五党组成国民党,出任代理理事长,一时锋头甚劲。袁世凯对宋教仁一直心存忌惮。袁世凯先是对宋教仁有意拉拢,让他出任总理,孙中山、黄兴、唐绍仪等也劝他就任。但宋教仁坚持政党内阁的主张,所以坚辞不就。据说袁世凯送他西装,连尺码都非常准确,还送他交通银行50万元的支票一本,请他自由支用,但宋教仁只略取少许,离京南下前夕即让赵秉钧交还袁,留信一封表示“实不敢受”。不久,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在国会两院选举中大获全胜,宋氏政治前途如日初升,所到之处,欢迎会上无不人山人海。国民党元老谭人凤一语中的:“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唯宋教仁”。这正道破了问题之要害。
其实在袁世凯眼里,孙中山并无多大威胁。孙中山只是宣传自己的主义,不外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和修建铁道。而被评价为“议会迷”的宋教仁则热衷于西方议会民主、多党选举制度,鼓吹责任内阁、政党内阁。在各地演讲中,宋教仁极力宣扬将总统改为没有实权的虚位领袖,甚至宣传夺权。在国民党湖北支部讲演时,宋竟赤裸裸地批评袁政府“自掘坟墓,自取灭亡”,并说“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云云。宋教仁屡屡言辞激烈,因而党内同志很为他的安全担心,而宋少年气盛,不以为意。
在上海,陈其美也要宋教仁提防暗杀,宋狂笑说:“只有革命党人会暗杀人,哪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许多朋友来信要他多注意安全,他都以为是谣言。就在他3月20日,动身北上那天与《民立报》记者话别时,对方请他慎重防备,宋坦然地说:“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当并力赴之。”
很多历史学者认为,宋教仁死于年轻气盛、锋芒毕露,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体制缺乏深刻认识,在全无民主经验和训练的彼时中国,宋教仁的存在和做法被当政者视为最大威胁。其实,袁世凯及北洋集团握有的资源,远胜于国民党,但由于对那种新兴的民主政治的运作方式的不熟悉以及不重视,袁党没有在大选中下力竞选,因而输给了深谙此道的宋教仁。
虽然宋教仁只活了32岁,但正如一位学者所言,“他掀起了20世纪初那个昙花一现的瞬间所掀起的民主旋风,至今仍是中国民主宪政史上一道最壮丽的风景线”。宋教仁遭暗杀,“是中国民主化步履艰难、充满痛苦、血腥的开端”。
“宋案”真相
宋教仁遇刺案的破获,出乎意料地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