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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号,不巧烟灰落下的火星引起爆炸,将孙武烧伤。俄国领事带领警察,将刘公夫人和刘同等逮捕,搜出有中华民国军政府鄂省大都督之印、告示、革命党人名册等物。清朝风闻革命党起义消息,要求驻汉口的俄领事予以协助。
当天早晨,蒋翊武由岳州回到武汉,正与同志们讨论起义之事时,忽然得知孙武出事的消息。当时风声更紧,湖广总督瑞澂下令武汉戒严,街上布满了军警,清兵正在按搜到的名册在各营中抓捕革命党人。蒋翊武同意提前发难,然后以“临时总司令”名义起草了一份命令,约定当晚12点起义,以炮声为号。
到了晚上12点,蒋翊武等人仍在机关二楼等候起义,楼下开着留声机以作掩护;忽然大队军警来到这里,开始“砰砰”地砸门。刘复基开门后,从楼口扔下一枚炸弹,不料误炸了楼梯,弹片反射又伤及自己,刘负伤后被捕。蒋翊武、彭楚藩等想从邻舍屋顶逃走不成,也被捕。但在押送途中,蒋翊武与另位两位同志相继逃走。当天晚上,彭楚藩、刘复基与杨洪胜三位革命党人便被湖北都督瑞澂杀于督署门外。
天亮以后,形势更加危急。因为新军炮兵与工程等营加入革命的士兵名册被查获,清兵开始在各营中搜捕革命党人。
消息传到工程八营,革命党在该营的总代表熊秉坤深感形势严峻,若不当机立断,起义就会夭折。于是熊秉坤便利用早餐机会集中各队(连)党人代表,秘密商量,熊说:“今日反亦死,不反亦死,大丈夫能惊天动地,虽死犹烈!”这席话获得在场代表的一致赞成。当时大家决定晚间第一次点名后起义,以3声枪响为号,先杀掉敢于抵抗的反动长官,再攻占楚望台军械库。
因为枪弹已被没收,吕功超回家取来他哥哥存的两盒子弹,于郁文等人从其排长处偷来了两盒子弹,这就是起义的全部枪弹。其他营的新军也决定不计成败在当天晚上起义。但早有防备的清政府却下令湖北全军停止晚操,使熊秉坤原来的计划无法实施。
晚上8点多,二排长陶启胜得到起义情报后,带人闯进一排来侦查,正好看见程定国、金兆龙等人正在换枪装子弹,大声呵斥:“想造反吗?”金兆龙也回答:“造反怎么样?”陶启胜想先发制人,猛扑过来,抓住金兆龙双手,金兆龙大声喊:“同志们再不动手,等到什么时候?”程定国举起枪托猛击陶,陶启胜向外逃时,被程定国举枪射中腰部。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就这样打响了。
1914年,孙中山在东京指着熊秉坤向同志们介绍说:“这就是武昌起义放第一枪的熊秉坤同志啊!”后在《孙文学说》中,又称“熊秉坤首先开枪发难”。但如果仔细考察历史史实的话,这种说法并不准确。
10月10日之夜,武昌城火光闪闪,炮声隆隆,喊杀声和欢呼声混成一片。当程定国打了具有历史性的一枪后,“全营轰动”,枪声此起彼伏,熊秉坤带着队伍来到楼门,将反抗的工程营代理管带阮某等3人打死,然后鸣笛集合。起义士兵起来响应,夺取了武器弹药。熊秉坤率队出营,这时城北也火光连天,原来是二十一混成协辎重工程营李选皋也发动了起义,两队都向楚望台军械所方向奔去。
楚望台设有军械库,里面藏有从德国、日本购买和汉阳兵工厂制造的大量军火,一向由工八营派兵守卫。那里的革命人早已作好了起义准备,听到工八营营房枪响,他们赶跑了这里的反动军官,迅速占领了军械库,与赶来的熊秉坤等会合。接着许多邻近兵营的革命党人也率部奔赴楚望台,楚望台顿时成为起义部队的大本营。
为了加强指挥,起义军公推工程八营队官(连长)昊兆麟为临时总指挥,熊秉坤为副总指挥。命令金兆龙带一队士兵打开中和门(今起义门)迎接南湖炮队,熊秉坤等兵分3路进攻湖广总署。
进攻湖广总署的3路起义军,战斗十分艰苦,进展缓慢,曾一度受挫。10月10日夜晚,雨雾茫茫,一片漆黑,炮弹的命中率低,而总署衙门墙高厚垒,当时又有最先进的机关枪组成的强大火力网,同时总督瑞澂和第八填统制(师长)张彪把5000清军布防在通向湖广总署的各条要道,使3路起义军沿途受阻。为了改变被动局面,吴兆麟、熊秉坤一面组织各路义军发起猛攻,一面决定火攻助威。在进攻总署衙门时,不少附近的居民自愿参加了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战斗。他们熟悉地形,又乐于献出自己的住房,同义军一起纵火,火光冲天,照得总署衙门一片通明,连门前的旗杆都清晰可见,为炮队指明了炮击目标。
大炮的怒吼,击中了总署签押房,使负隅顽抗的清军胆战心寒。瑞澂闻风后十分恐慌,命令手下将督署后的围墙打穿,带领卫兵由吴家巷潜逃,出文昌门,仓皇登上“楚豫”舰。
熊秉坤率领的第三路义军在总署衙门正面遭到清军困兽般的顽抗,战斗十分激烈。为了尽早消灭敌人,熊秉坤挑选了40名精悍的士兵组成敢死队,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奋勇杀敌。革命勇士王世龙手提煤油、木柴冒死跃上钟鼓楼放火,不幸壮烈牺牲,然而钟鼓楼火势大作。在大炮的掩护下,起义军冲进总署东辕门(今武昌造船厂东大门)。守在总署大门前的清军,凭借武器的优势,用机枪向起义军疯狂扫射,作最后的挣扎。
这时,工程营士兵纪鸿钧手提一桶煤油,冒着密集的弹雨,跃上总署耳房破桶纵火成功,自己却在战斗中英勇献身,熊熊的烈焰蔓延到总署大堂。起义军乘势猛攻,歼敌无数。
辛亥“首义”经过一夜的鏖战,革命军终于攻克了清政府在湖广的最高统治机关——湖广总署,占领了武昌城。11日清晨,革命军旗帜高高飘扬在白云黄鹤的上空,一群群起义官兵兴高采烈地相互祝贺,相互拥抱。起义成功了!到了10月11日下午,武昌完全光复,大小官吏都逃走了,12日汉口光复,13日汉阳也光复。各军和学生们组队在街头宣传革命宗旨。革命军得到了大约4000万元的清军库存,经济充裕,局势趋于稳定。
武昌首义后不到两个月,全国24省中,便有14省举起了义旗,宣告独立,使得清王朝迅速陷入土崩瓦解的境地。这一年是中国阴历辛亥年,这次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由是称之为“辛亥革命”。
革命中心之外的孙中山
当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响起时,孙中山正在前往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旅途中。十多天前,他在旅途中接到黄兴从香港打来的电报。可是,密电码本随着行李先运送到了丹佛市,孙中山一时无法译出。直到1911年10月11日晚到了丹佛市,从行李中捡出密电码本,他才知道:“居正从武昌到港,报告新军必动,请速汇款应急。”
此刻,孙中山无法筹得款项。他本想马上拟电回复,建议黄兴他们暂时不要采取行动。可是,当时已是深夜,加之多日奔波,筹款演说,思想烦乱,一时拿不定主意,只得上床睡觉,打算明晨精神清爽时候,好好思虑一番,再去复电。
旅途疲乏,使得孙中山一觉醒来,已是10月12日上午11点多。在去饭堂用餐的路上,经过走廊报摊,他顺便购买一份报纸携入餐厅。他坐下一看,一段电讯赫然写道:“武昌为革命党占领。”
开始,孙中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待他再看两遍,便紧紧抓住那张报纸。惊喜交集的心情可以想见。孙中山匆匆吃过早餐,立刻回到旅馆。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他马上回答:是马上回国直接指挥战斗,还是先在欧美进行外交活动?
经过一番思考,孙中山决定暂时还是留在国外,走访美、英、法3国政府,争取国际对新政权的支持。他认为,在这关键时刻,外交活动是“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者”,于革命成功更有裨益。他决定从纽约去欧洲,先从外交方面做出努力,解决革命党与西欧各国的关系,然后再回国。
可是,帝国主义列强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并不像孙中山估计的那样。孙中山活动的第一个重点首先是美国政府。在赴纽约途中,路过圣路易斯,看到报上载有“武昌革命军为奉孙逸仙命令而起者,拟建共和国体,其首任总统当属之孙逸仙”的文字,孙中山意识到,中国革命已为世界所关注,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在途中格外谨慎,避免会见一切报馆访员。可是,他到了芝加哥,又满怀激情地为中国同盟会芝加哥分会代拟了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