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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秘密的筹款会上，孙中山作了一次令人感动的演说，意为这次准备的起义将是他推翻清王朝的最后尝试，假如起义再失败，他就荐贤代自己领导革命。与会者均被他的演讲所感动，大家当即捐出 8000元港币做准备活动的费用。
孙中山本打算亲自赴南洋各国去筹款，但因从事革命，许多国家都拒绝他入境。自第一次广州起义后，被迫离开香港，孙中山又先后被新加坡、越南、暹罗、日本政府迫其离境，南洋的荷属、英属岛屿国家都不许孙中山居留。这样，孙中山在南洋一带难以立足。加之，此前南洋各地华侨革命党人多次为革命起义捐献大笔款项，“大有接应不暇之势。出钱者因多叹元气之未复，劝捐者亦殊党开口之为难也”，孙中山只得赴欧美另辟财源。恰逢此时，冯自由从加拿大来电邀孙赴美洲筹款，孙遂只身前往，将南洋一带事务委托给胡汉民等人。
1911年2月17日，孙中山到达纽约，随后又到了旧金山、加拿大的温哥华等地。每到一地，他都说服华侨们为国内革命起义捐款，一共募集了7万多元，全部汇到了香港。在南洋，邓泽如也募集到了5万多元，第二次广州起义所需经费已基本筹足。
悲壮的广州“三·二九”起义
马来西亚的槟榔屿会议后，孙中山、黄兴、胡汉民、赵声等人分头进行准备。这次起义的统筹部设在香港跑马地35号，黄兴任部长。为起义所筹款项也超过了原来预算的10万元，达到了15万。这笔钱被用于起义统筹部通过关系在日本、越南、香港等地购买军械。
统筹部决定选派500名配备武装的革命党人作为起义的主干部队，其成员必须是敢死善战的人。林觉民、喻培伦、方声洞等都自告奋勇地充当先锋队。起义前夕，800名先锋队员陆续集结到广州，许多人写下了悲壮的遗书。
起义日期确定为1911年4月13日，后来因美洲、荷属南洋款项未到，从日本、越南购买的军械多数没有到齐；此间南洋的同盟会党员温生才独自刺杀了广州副都统孚琦事件，清军戒备极严，在征得黄兴、赵声同意后，广州同志决定将起义日期改在4月26日。
4月23日，黄兴到达广州，设立起义总指挥部，各起义机关开始进入起义阶段。黄兴看到广州形势紧张，加之日本、越南枪械未到，决定再推迟一天。
4月24日，因为消息走漏，清军在城内进一步加强戒备，广州城中形势骤然紧张。突发情况使正在待发的起义一下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指挥机关的意见出现严重分歧。此时同盟会起义的机器已经迅速运转起来，黄兴等少数人坚持不能再改期，认为再改期无异于解散，将前功尽弃；但他又不得不服从大多数意见，命令赵声部队暂退香港。黄兴又电告胡汉民：“省城疫发，儿女勿回家。”
4月25日，清廷又调了两个巡防营到广东。一些起义领导人再次提出改期，遭到黄兴的极力反对，他表示要以死相拼，以谢海外同志；但另一方面，黄兴又令各部先锋迅速撤回，并保存好枪械，为来日做准备。但就在各人散去后，林文、喻培伦突然赶到黄兴那里汇报：起义风声已经外露，“非速发无以自救”。黄兴下定决心，集结三四十人攻击督署，杀都督张鸣岐。
4月26日，陈炯明、姚雨平向黄兴报告，从顺德调回来的清巡防营中的同志，已决心起义。闻听消息，黄兴又赶紧电告香港，“母病稍痊，须购通草来”，决定在次日下午5点半发难。但是先锋队已在前一天被遣散大半，因此黄兴不得不调整计划：原定十路进攻计划只得改为四路。
在香港的同志得到起义通知后，因为来不及派大队赶到广州，申请延缓一天，但“部署已定，不能再改”。
4月27日一早，乘早船到达广州的赵声部队，因城门紧闭而不能进城；只有福建和海防的先锋到广州候命。黄兴将象牙印章及黑钢时表分送给各先锋，以作守信及准时之用。
27日下午4点，离预定的起义时间还有一小时，黄兴集众演说，这时李文甫、罗仲霍、朱执信、谭人凤等人也悉数到来，谭人凤将香港情况告诉黄兴，请求延缓一日，黄兴只说了一句：“老先生，勿乱我军心！”此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出发前10分钟，陈炯明派人来，见黄兴等人已经整装待发，一言未发转身离去。按预定计划，黄兴攻督署，陈炯明攻巡警教练所。但后来的事实是，陈炯明害怕事情棘手而不敢行动。
4月27日下午5点半，黄兴率队出发，“一时螺号呜呜，风起云涌”。但黄兴在攻下了只有少数卫队守卫的两广总督府后，其他3路却都没有随后接应，寄予希望的城外新军也没有接到通知，其他联络的民军则因宣布改期后已经解散，这样只剩下100多名先锋队员面对比他们多几十倍的清军援军，陷于孤军苦战。当赵声、胡汉民率领200多人乘夜船于28日凌晨到达广州时，见城门紧闭，又分别折回。此时，起义已彻底失败了。
起义失败后，由善堂收殓死者遗体，共有72位烈士——这便是后来广为传颂的“黄花岗72烈士”，但实际上，后来经过深入调查，又发现了14位殉难者，一共86位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同盟会党员、《平民报》主编潘达微挺身而出，为烈士寻找一处葬地安息，最后将72位烈士的遗体葬在了黄花岗。
1911年4月28日晚6点，孙中山与致公堂大佬朱卓文由温哥华抵达芝加哥车站。西方报纸纷纷登载这次起义的消息，孙中山立刻发电给香港的胡汉民：“闻事败，同志如何？善后如何？”
当时，孙中山每天都应邀到各处演说，忙碌不堪。香港方面却一直没有复电，一周之间孙中山连发三封电报给胡汉民，但均无消息，孙中山一直心情沉重。一次原定3个小时的演讲，但一直情绪非常不安的孙中山只演讲了一个小时便难以为继，以至于早就耳闻“孙先生演讲口若悬河”的一些听众，都怀疑是假冒者来代替他演讲。
直到5月3号晚上，孙中山终于收到了胡汉民的回电，得知黄兴等人安然无恙的消息，孙中山才心情舒展。
黄花岗之役，革命党受创之重，也是自革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革命党人的精英——先锋队员们大部分壮烈牺牲，还有一些人在被捕后遇害。孙中山用饱含激情的口吻，赞扬了民国创建前最后一刻付出生命的烈士们：
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首义第一枪”
一次又一次的起义虽然都以失败而告终，清王朝仍在支撑着摇摇欲坠的政权，像一只千疮百孔的破船，随时将被革命的怒涛吞没。果然，1911年10月10日，埋葬清朝统治的武昌起义爆发了。
1911年7月31日，宋教仁、陈其美等人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任命居正主持成立湖北分会。这时的武汉，革命思想已深入人心，军界和知识分子中倾向革命、加入革命党的人越来越多，而且革命党得到了共进会领导人刘公的5000元捐款，解决了经费问题，于是革命党决定在武汉举行起义，推居正等到上海，与宋教仁等商量购买军火，并请黄兴、谭人凤来湖北领导革命起义。
1911年1月30日，湖北新军中革命党人蒋翊武、刘复基等成立文学社，坚持湖北从科学补习所以来至振武学社各革命团体的一贯传统，继续以新军为主要对象发展革命力量。1907年在东京成立的共进会，领导人于1908年相继回国，准备按计划在各省策动起义，其中以湖北共进会成效最为显著。
1911年9月2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在胭脂巷机关举行会议，一致决议定于10月6日（农历八月十五日）举行起义，还推举蒋翊武为革命军临时司令，孙武为参谋总长。不幸的是，6日起义的决定走漏了风声，甚至被公开登在汉口的报纸上。不得已，总机关决定将起义推迟到10月9日，即农历八月十八夜举行，其余均依原定计划进行。
10月9日上午，孙武与邓玉麟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机关配制炸药，11号则是共进会领导人刘公的寓所。下午3点，刘公的弟弟刘同来到14号，不巧烟灰落下的火星引起爆炸，将孙武烧伤。俄国领事带领警察，将刘公夫人和刘同等逮捕，搜出有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