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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冷冷说道：我不管你谁管你？走吧，别在这里呆了，我替你找家旅馆。
裴平站着没动，连头都不抬起来。
我的声音又大了点：走不走？就算你在这里站一晚上也等不来他们！
我没带多少钱。我以为……，我以为……。裴平把声音弄得像蚊子在哼。但这蚊子大小的声音把我的心弄得更乱了，我知道麻烦在进一步扩大。如果我想好人做到底，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自己掏腰包送他住旅馆；另一条是把他带回家暂住一晚。但这两种选择都不是我愿意看到的。自从栅栅舍我而去后，我家里已有两年没出现第二人的面孔了，而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好施乐善的人。我知道很多人在背后叫我守财奴，但我不管这些，我守的是自己的财，与他人何干？
我权衡了又权衡，末了我决定把他带回家。我想栅栅若是知道了这事，定会非常吃惊的。栅栅离开我远赴西北时，我根本没意识到她会突然离开。有一天，我打开门看见茶几上一串钥匙压着一封信，读完信后我才知道栅栅走了。栅栅在信中说，她起先看上我，根本不是因为我那些给她擦屁股还嫌脏的存单，而是因为我的灵气和才气。读大学时她就断续拜读了我散见在各类书刊画刊上的诗文和国画，虽未谋面，她就引我为知己。毕业后她辗转来到京市找一份工作，又辗转找到我，谁知见面不如闻名，参加工作后我就再也不精雕那些心情上的东西了。她以为只是暂时的，就做了我的女友。谁知两年过去了，我身上连刚认识时的那点性灵的东西都消失殆尽了。我变得刻薄、势利、斤斤计较、处处设防，我变得只剩理智，毫无感情，我变得像一具被异化了的机器人，她忍无可忍，只好放弃！
我变了么？我变了么？就算我变了，也不应该完全像栅栅说的那样，女人总要找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来佐证她们的决定是正确的。如果我真是她所说的那样，今晚我就不会把一个陌生人带回家。
众所周知，在这个一切都值得怀疑的社会，家是人们安全的蔽所，没有几个人愿意别人知道自己的具体住址。特别是我这样一个自我保护意识非常强的人，从来就不欢迎外人到我家，那怕是亲戚朋友。除自己外，最好别相信任何人。这是我写了多年凶杀案总结出的经验。我现在完全是硬着头皮带裴平回家。
自裴平踏进我家后，我就对他失去了任何好感，我在厨房里把锅铲弄得价天响。但裴平不管这些，他好奇地把我两室一厅转了个遍，还这里摸摸，那里敲敲，嘴里发出一些讨好的夸赞声。这使得我一边得意于自己的家当，一边又觉得裴平太不懂礼貌了。特别是他在敲我那个藏有《资本论》的保险柜时，我几乎要出声责怪了。保险柜的《资本论》中正是夹杂大量栅栅所说的擦屁股还嫌脏的存单。这些存单每张两至三千元，是我一笔一笔的稿费凑成的。在过去的五年内，我几乎垄断了京市所有凶杀案的写作，这些凶杀案或因权，或因钱，或因情，或因仇，如此等等，各有千秋。在这个浮躁的社会，人们似乎对这些带血的隐私情有独钟，往往百读不厌。全国的通俗杂志也就因势利导，尽量挖掘这些带血的故事。于是我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了，我针对每份杂志的特色，用那支过去写诗的笔把一桩桩凶杀案像揉面粉团那样任意揉搓，然后像雪花一样撒向四面八方，再然后我就坐在家里收取各地接连不断寄来的汇款单。栅栅责怪我不再写诗画画，在这种情形下，我还写什么画什么呢？本来在读大学时我理想的职业是做一名余纯顺式的探险家，或者在北美弄一块地做庄园主。即使做记者，我也希望做一家体育报的记者。但在如今人口爆炸的中国，要谋份职业是多么不容易，既然政法报社看中了我，我还敢推三说四吗？再说相对这个睡觉觉不好、吃馒馒不香的社会，我正好可以借警察这身制服护住自己与生俱来的恐惧。对于我这个从山沟沟走出来的小子，活着的惟一目的就是尽量好好活着。
两菜一汤，裴平与我很快就解决了吃饭问题。但睡觉问题却让我思考了好久，尽管我的床大得完全是为两个人设计的，但我肯定不会让裴平与我睡同一张床，都说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不警惕一点，枕头下那把用来自卫的匕首很可能会成为我致命的凶器！这种引狼入室的凶案京市每年都会发生好几起，人们都是善忘的动物，但我不是。我将一床毛毯从衣柜里拿出来，让裴平睡书房的沙发。
问题是就算他睡沙发，如果他要使坏，一样可以对半夜熟睡的我突然发难。我该怎么办呢？如果不想出个万全之策，我是绝对睡不着的，京市每天的凶案都是血淋淋的反面教材，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我半躺在床，烟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眼睛空洞地望着天花板的吊灯发呆。我对自己说，睡吧，他只是个学生，就算他要使坏，他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可内心很快就有另一种声音对我说，在没有证实之前，我怎么知道他一定就是学生？也许他只是一个居住在仁县一中附近的小混混，碰巧知道一些我过去熟悉的老师罢了。
我现在真是后悔得不得了，全怪乡亲们那些纯朴的不设防的笑脸把我弄得感情兮兮，才招惹如此大的麻烦，如果早早把这些问题都想到了，就算忍痛花数十上百元钱送他住旅馆，也比现在这样担惊受怕强！
隔壁书房终于传来了轻微的呼噜声，我辨听了良久，知道少年裴平是真的睡着了，而不是佯装此声以麻痹我的神经，骗我入睡后再猛地下手。但我还是不太放心，我蹑手蹑脚走到客厅，用钥匙把铁门的六道铁栓全部反锁，然后察看了房子里的所有窗户，收好几段可以抵达楼下的绳子，又将卧室的门反拴好，然后才勉强睡下。这样一来，就算半夜他有异动，那也无济于事。一是他进不了卧室，二是他出不了家门。
一夜凶梦叠起，但居然无事。早晨起来我不由暗笑自己是杯弓蛇影，被那些凶杀案吓小了胆。但有什么办法呢？既然我要靠这些凶杀案养活自己，多多少少总会反受其害。干其他什么工作不也一样吗？总之无事就好，带裴平回家我是犯的一个错误，把错误的损失尽量降低到最小，这就是我带裴平回家后所要做的。
洗刷完毕，我把裴平带到一家米粉店吃了早餐，再用摩托车载着他在京市七转八拐，转了好几条街才到火车站。我的目的非常明显，就是希望他忘了来我家的路线。这在昨晚我就埋下了伏笔：本来从火车站到我家一趟公共汽车就可以了，我却带着他转了三趟车，我相信通过这七转八折，他一定分不清我家在东南西北了。哈哈！我的心情轻松极了。我要他在火车站等他们的校长，然后骑着车头也不回地上班去了，我觉得自己已做得仁至义尽，他有事没事都不管我的事了。
回家三天，一定有好多好多杀人好案等着我去写，去发财！娘希匹的日子过得多好多有劲！那本《资本论》中又得夹上一二张存单了。
骑着车一天转了三个派出所，采访了四个案子，其中两个只能写个消息发在本报，另两个则可好好把犯罪细节和犯罪心理渲染一番，到时至少有四家以上的报刊愿意登载。发财那是一定的，只是多少问题。
劳累一天回到家，自己动手炒了两个菜。一瓶酒，两盅杯，左手与右手对饮几杯，到微酣境界。然后洗了脚上床。一时睡不着，就趿着鞋将那本《资本论》拿出来，一页一页地寻找那些存单，再逐一将数额累加起来。尽管对自己究竟有多少钱我清楚得很，但这并不影响我一而再、再而三地累加的兴趣。这种滋味银行里的营业员一定无法体会。他们怎么能体会呢？数遍千千万万，却没有一张属自己的。
笃笃笃，门外有人在敲门，我估计是收水电费的老头，那老头对门铃一直不习惯，总喜欢敲门。老头每月敲我一次门，但我还是嫌烦，我想把一年的水电费预交，可他又不肯。没办法，人的思维定向一旦成了习惯，要改就难。
我把《资本论》赶紧塞在床单下，然后抓了一把零钞来到门口，我从不让他进房。但当我透过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