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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 作者:陈铁健-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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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忆秋白》第32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同上书,第329、330页。

  1935年春节过后,在火线和农村演出的三个剧团,根据瞿秋白的指示,返回中央分局驻地进行会演。经过几天的行军,剧团来到雩都县小密附近的山村,瞿秋白冒雨在山口茶亭前迎接了大家。他非常高兴地拿出剧团寄给他的山歌,上面有很多经他修改的笔迹。他让大家休息两天,准备会演。彩排时,他时常来看。会演的那天晚上,山上村里的群众差不多都来了,有的走了十几里路赶来看戏。中央分局的负责人项英、陈毅、陈潭秋、何叔衡、毛泽潭、刘伯坚等人和瞿秋白一起,站在那里冒着越下越大的雨观看演出。人们兴致极好,台上台下的情绪交融,晚会高潮迭起。节目演完,天已经快亮了。二十七年后,1962年赵品三写诗怀念这次晚会:“东边唱罢西边和,前幕收场后幕开。披蓑张盖通宵立,三度闻鸡不肯回。元宵结彩赣江春,壮舞高歌洗战尘。夜雨绵绵弦韵急,红灯冉冉掌声频。”①演出后,瞿秋白参加了评议,并向演员们发了奖。

  随着战争形势的恶化,剧团的人员一律分到红军中去。瞿秋白要和这些可爱的文艺战士们分别了。他是在会演后的第三天夜间离开小密的。当天晚上,赵品三、石联星和剧团的二位同志到住处来看他。这是一间农民的茅屋,有一个不太大的窗,窗前放了一张小桌,上面堆满了书和文件。小警卫员在收拾东西,瞿秋白也在灯下整理文件和书。他亲切地对他们说:“你们要正式到部队里去了,一定要好好工作,有机会能演出就演出……”。②他谈了许多话,希望他们好好跟着队伍行动,争取尽可能的机会演出,宣传。

  当天夜里,瞿秋白离开小密。苏维埃剧团的文艺战士们,铭记着他的语重心长的叮嘱,也踏上了新的征途。

  瞿秋白领导下的苏区群众文艺运动和专业文艺工作,成绩是显著的。它对于宣传群众,发动群众,鼓舞苏区军民的革命斗志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延安时代的文艺运动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毛泽东在1939年5月的一个月夜,与萧三散步时谈起瞿秋白的牺牲时,不胜惋惜地说:“假如他活着,现在领导边区的文化运动该有多好啊!”③

  

  ①《忆秋白》第34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忆秋白》第35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③同上书,第176页。





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十五  最后的斗争



十五  最后的斗争

濯田被俘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开始撤离中央苏区,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也随军撤走。干部、家属,还有舍不得丢弃的坛坛罐罐,在大军的保护之下,匆匆忙忙地向西而行。但是,身患重病的瞿秋白却不能随军长征,被留在了即将沦陷的瑞金。①

  为了和战友们告别,瞿秋白邀请了李富春、傅连暲等聚餐。席间,他举杯祝愿革命胜利。徐特立临行时看望瞿秋白。瞿秋白嘱咐他的身强力壮的马夫跟随徐老走,并把自己的一匹好马换给了徐老。第二天,陈毅见到瞿秋白,问他为什么还不走。看到瞿秋白病弱的身体,陈毅要把自己的马送给他,劝他赶紧追上队伍。陈毅这时还不知道,中共中央已决定把瞿秋白留下了。

  

  ①关于瞿秋白留在苏区的决定,是由当时中共中央的最高决策机构“三人团”作出的。据张闻天1943年在延安整风时的笔记中载:“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我记得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单交他们批准。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1943年12月16日)吴黎平回忆说:“(决定宣布)两天之后,我曾经对把秋白同志留下的这一决定,问过毛泽东同志。说秋白同志这样的同志,怎么可以不带走,让他听候命运摆布?毛泽东同志回答道,他也提了,但是他的话不顶事嘛。我也问过张闻天同志,他回答,这是中央局大伙决定的,他一个人说没有用。”(《忆与秋白同志相处的日子及其他》,《学习与研究》1981年第5期)

  留守苏区的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中共中央江西分局,政府机构叫做中央政府后方办事处,军事上则设立了留守部队的军事委员会,这三个机构的负责人是项英、陈毅等。瞿秋白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兼后方办事处人民教育委员。

  中央主力红军撤走以后,蒋介石派出十万大军由顾祝同、蒋鼎文分任南、东西路总司令,向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中央苏区进行所谓“全面清剿”。血腥的白色恐怖笼罩了中央苏区。

  雩都、兴国、瑞金、长汀相继失陷以后,形势已是绝对的敌强我弱了。1934年11月底,蒋介石命顾祝同、蒋鼎文分任驻赣、驻闽绥靖主任,划定十二个绥靖区,到处修公路、筑碉堡,实行“划区清剿”。在敌人严密封锁下,机关和部队的衣食住行都成了严重的问题。人们几个月吃不到一点油盐;为了隐蔽目标,夜晚不能举火,白天不能冒烟;人走过的山路,要用树枝和树叶掩盖起来;当山上的树木被敌人烧尽伐光以后,人们就只能隐蔽在山洞里。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瞿秋白的肺病更严重了。1935年初,中央分局决定撤消中央后方办事处,同时决定送他转道香港去上海就医。

  2月11日,瞿秋白一行从瑞金九堡附近动身,同行的有何叔衡、邓子恢及项英的妻子张亮。约在六七天以后①到达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汤屋(当时属会昌县)。临时又加入了一个周月林,她是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司法人民委员、兼代内务人民委员梁柏台的妻子。周月林与梁柏台分手后,早于瞿秋白一行先期到达汤屋。

  

  ①瞿秋白一行到达汤屋的时间,一说在2月18日,一说在2月21日。本书取前说。

  汤屋一带的形势也极险恶。因此,他们略事停留,经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的安排,在2月20日前后就启程上路了。这一行人,化装成香菇商客和眷属。福建省委为了保障他们的安全,专门选调了二百余人组成护送队沿途保护。2月的闽西,春寒料峭,夜里行路还是相当艰苦的。瞿秋白身体很弱,艰难地行进在崎岖山路上,有时实在疲乏不堪了,就倚坐在路旁石头上休息一会儿。何叔衡年纪很大,行动比较缓慢。张亮怀有身孕,又是小脚,一路上琐事很多,本来夜间行军不许出现火光,她偏偏闹着要吃烟。

  经过大约四天的昼伏夜行,他们安全通过了敌人的层层封锁,渡过汀江于2月24日拂晓,到达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小迳村附近。大家走累了,饥肠辘辘,就在这里休息吃饭,准备下午再走。但是,这个麻痹大意的行动,酿成了严重的后果。

  水口镇一带属于福建省地方反动武装保安十四团的游击区。该团防区包括武平全县及上杭西区一带。团长锺绍葵,是福建省臭名昭著的地头蛇,他在几天前因事由武平经由水口镇前往长汀。水口镇暂由该团第二营驻扎,营长名叫李玉。这天早晨,李玉得到地主武装“义勇队”队长范连升的报告:小迳村附近发现小股红军。李玉查明情况后,立即率队对小迳村实行围攻。红军护送队长丁头牌,是个漫天扯谎,好吹牛皮的家伙。邓子恢在行军过程中同他接触,发现这个人华而不实,大话连篇,一旦有事是靠不住的。果然,枪声一响,丁头牌转眼就不见了,逃跑了。护送队无人指挥,也痪散了。邓子恢组织大家突围,激战一个时辰也没有突出去,敌人越来越近。何叔衡见无法突围,对邓子恢说:“子恢同志,我革命到底了!”说罢,举起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头部。邓子恢急忙说:“你千万不能这样!”边说边跑,正要上去夺他的手枪。可是,何叔衡手里的枪已经击发,人从悬崖上滚落下去。这时敌人又用机枪扫射,何叔衡身中数弹。战斗结束打扫战场时,敌特务连代理连长曾起和传令兵熊辉,在稻田中发现了身受重伤的何叔衡,并从他身上搜出了港币五百元。这笔款是瞿秋白一行从瑞金出发前领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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