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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要把组织的重心移到工农身上，而蔑视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要他们割断旧社会关系，不让他们创作。这种状况，直到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通过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才有了改变。茅盾回忆说：
决议是冯雪峰起草的，瞿秋白花了不少心血，执委会也研究了多次。这个决议可以说是“左联”成立以后第一个既有理论又有实际内容的文件，它是对于一九三○年八月那个左倾决议的反拨，它提出的一些根本原则，指导了“左联”后来相当长一段时期的活动。……虽然还有某些左倾的流毒……，但决议提出的在文学领域里的各种主张，基本上是正确的，是符合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的。我以为，这个决议在“左联”的历史上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标志着一个旧阶段的结束和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可以说，从“左联”成立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是“左联”的前期，也是它从左倾错误路线影响下逐渐摆脱出来的阶段；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起是“左联”的成熟期，它已基本上摆脱了“左”的桎梏，开始了蓬勃发展、四面出击的阶段。促成这个转变的，应该给瞿秋白记头功。当然，鲁迅是“左联”的主帅，他是坚决主张这个转变的，但是他毕竟不是党员，是“统战对象”，所以“左联”盟员中的党员同志多数对他是尊敬有余，服从则不足。秋白不同，虽然他那时受王明路线的排挤，在党中央“靠边站”了，然而他在党员中的威望和他文学艺术上的造诣，使得党员们人人折服。所以当他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加之他对鲁迅的充分信赖和支持，就使得鲁迅如虎添翼。鲁迅与秋白的亲密合作，产生了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在王明左倾路线在全党占统治的情况下，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艺运动，却高举了马列主义的旗帜，在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一九三二年以后上海的白色恐怖，比之三○、三一年是更猖獗了），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道路，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①
①茅盾：《“左联”前期》。《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3期。
这一时期，瞿秋白一度从组织上直接领导了中国共产党文化委员会（即文委，是文总——包括左联在内的左翼文化总同盟——的领导核心），并为它起草了《苏维埃的文化革命》等具有指示性的文件。瞿秋白根据革命形势和总任务，提出了文化战线上的任务：首先要注意的，就是文化运动和一般革命斗争的联系。这里，一切革命的文化团体，必须用文化运动的方式去发动广大的群众，来参加苏维埃政权的全部斗争。为了摆脱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束缚，他强调指出：文化团体的任务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成为文化战线上的强有力的群众斗争的队伍，必须能够动员极广大的党外的劳动民众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使他们团结在苏维埃的旗帜之下，来进行革命的文化运动。
《苏维埃的文化革命》不仅限于白区文化工作，同时涉及苏区文化工作。指出，在中国的文化生活里，也已经显然的树立了新的革命营垒，就是苏维埃区域几千万群众所开始的文化革命。革命的文化团体首先要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一切必要的工作，去支援苏区内的一切文化事业，尤其是关系到几千万群众的教育事业，儿童教育和成人教育。而在白区也要开展革命的普洛的教育运动，去赞助苏区的教育文化事业。此外，要发展普洛新闻，建立工农兵通信运动，要在大众之中发展普洛的革命的文学、话剧、美术、音乐等运动，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大众化的运动，必须把普洛的文艺运动和社会科学运动与大众的斗争以及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要面对反动的大众文化，去创造革命的大众文化，去出版马克思主义的通俗的科学丛书。
《苏维埃的文化革命》最后附列有文化委员会下属的社联、左联、教联、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和剧联等五大联盟的工作计划纲要。其中关于左联的工作，文件中规定：一、政治参加。二、创作批评（理论的斗争）。三、大众文艺，新作家的培养。四、文艺理论的宣传（翻译）。五、文研的指导（文新①）。（1．创作和文艺理论的斗争——新作家；2．大众文艺——新作家；3．文艺理论的宣传；4．文研的指导。）这个文件尽管仍然包含了某些“左”的提法，但在主要方面是正确的，对当时白区（也涉及苏区）的文化工作任务提出了明确的十分宝贵的意见。这个文件约略写于1931年10—11月间，恰好在前述左联执委会通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之前，决议贯彻了文化委员会这一指示的精神。这个文件有力的证明了瞿秋白一度参与了对当时整个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
①文新，指《文艺新闻》报，袁殊主编，自1931年3月16日创刊，至1932年6月20日停刊。瞿秋白、冯雪峰后来确实在该刊登过一些关于“文研指导”一类的文章，如瞿作《猫样的温文》。另，文件中提到的中国新闻学研究会，成文于1931年10月，由此可以推定文件写作时间，至少在该会成立以后。
1932年春夏之交，瞿秋白与夏衍初次相见，后来两人多次会面并商谈左联的工作。夏衍后来回忆说：“瞿秋白同志对于‘左联’纠正错误，改进工作，扩大统一战线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的。”①“由于秋白同志对实际政局的观察以及他和鲁迅的亲密关系，……来领导我们，比鲁迅暗示的意见更直接明确，更容易为我们所理解和接受。”②过去，左联不允许盟员在国民党报刊上发表文章，而自己没有报纸，刊物常被查禁。瞿秋白参加领导左联以后，开始逐步地、有计划地占领这些宣传阵地，例如石凌鹤当了《申报》的《电影副刊》编辑，王尘无当了《晨报》的《每日电影》实际编辑。左翼作家在《东方杂志》、《申报月刊》以及其它刊物上也发表了文章，特别是发表了许多反对国民党“先安内后攘外”政策的杂文、随笔、漫画等等。夏衍说：“这件事，我认为秋白同志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③
①②③夏衍：《“左联”成立前后》。《左联回忆录》（上），第53页。
这一时期，瞿秋白和左联中的共产党员夏衍、阳翰笙、钱杏邨（阿英）等，都有过多次接触。上海一二八事变前后，他对于左联中共产党员作家的关门主义错误以及他们对于中间派文艺工作者的不适当的态度，进行了批评。他对他们说，在目前情况下，在广大群众要求抗日的时候，我们必须把作家、艺术家组织起来，利用群众要求抗日的爱国心理来进行我们的文化工作。上海明星电影公司邀请夏衍、郑伯奇、钱杏邨担任编剧，有些人不赞成。夏衍、郑伯奇向瞿秋白请示，他思考片刻，说：“要考虑一下，电影界的恶势力太大，你们这些书生斗不过他们。”“我们还没有力量和可能办自己的电影公司，而电影又是影响最大的宣传工具，你们可以试试。认识一些人，做一些工作，培养几个干部。不要急于求成，困难是很多的。”①最后他意味深长地说：“但是，你们要当心。”②就是说，要他们面对电影圈中的腐化堕落势力，务必提高警惕，谨慎地夺取电影阵地。这样，夏衍、郑伯奇、钱杏邨，后来还有沈西苓、石凌鹤、司徒慧敏、王尘无，加上田汉、阳翰笙等，都参加了电影工作。这是他们从左翼的小圈子渗入完全由资产阶级领导的电影事业的起点。从1932年到1937年，实际上控制了明星、联华、艺华等几个最大的电影公司的编剧方面的领导权。夏衍说：“这件事，在秋白同志领导文艺工作之前，我们是不可能做得到的。”③
①夏衍：《追念瞿秋白同志》。《文艺报》1955年第12期。观《“左联”成立前后》，《左联回忆录》上，第54页。
②夏衍：《追念瞿秋白同志》。《文艺报》1955年第12期。
③夏衍：《左联杂忆》。《人民日报》1980年3月1日。
上海唱片业中首屈一指的百代唱片公司，为法国人所办，业务负责人任光与田汉很熟。田汉要夏衍向瞿秋白请示，可否争取任光，以便把进步电影歌曲和一些救亡歌曲由百代公司录制唱片广泛发行。瞿秋白完全赞成田汉的意见，高兴地说：“这是一个好机会。”正是通过任光，才把聂耳、田汉、冼星海、孙师毅等人作曲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