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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论中，瞿秋白对这次大会的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对于中央，各地代表都加攻击（按：指批评——作者），或者攻击还不够。这是新的现象，在党的生活中是以前所没有的。以前，所谓党即执委会，执委会即常委，常委即书记，可以决定一切！这次大会就不同，不仅受共产国际指示，并且受各地群众代表的指导。党代会代表由各地选出是第一次，第一次从支部中及群众中选出；得到过去的教训，指出中央的错误，此乃好的现象。我们希望七次大会上免去一切小资产阶级倾向。
六大的主要决议，即政治决议案是瞿秋白起草的，米夫、布哈林修改过后，瞿秋白又改过。7月9日下午的大会上，瞿秋白逐段宣读政治决议草案，大会代表边进行讨论边作修改之后，全体一致通过。这时全场掌声如雷，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并高唱《国际歌》。
在随后的选举中，瞿秋白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由于他犯了“左”倾盲动的错误，在选举中得票较少。
六大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对后来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党的工作在一个时期内得到了发展。六大的缺点表现在对中间阶级的作用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缺乏正确的认识；对盲动主义的实质缺乏深入的认识，等等。这些缺点，妨碍了党内“左”倾错误的彻底纠正，并被后来具有“左”倾思想的人发展成为更加严重的“左”的错误。
在六大开会期间，瞿秋白、周恩来对国内工作十分关心，向国内发了《对国内工作指示的电稿》，传达六大的精神。强调必须坚决地反对盲动主义，决不能削弱对农民的游击战争的指导，必须扩大苏维埃的根据地及加紧组织红军。党的主要任务仍旧是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实行土地革命，力争工农民权独裁制的苏维埃政权。中央接电后，将电稿发往各地党组织进行讨论，及时地指导了全党的工作。
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
中共六大闭幕，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接着在莫斯科召开，从7月17日开到9月1日。在这之前，中共六大进行期间，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宣布，共产国际不再向中国派遣常驻代表，改为中共在共产国际设立常驻代表团。中共六大结束后，瞿秋白被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代表团第一任团长。代表团由五人组成：驻共产国际代表瞿秋白、张国焘；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邓中夏、余飞；驻农民国际代表王若飞。共产国际通过中共代表团与中共中央联系。瞿秋白作为代表团团长，要领导代表团的工作，出席共产国际大会、执委会、主席团会议，参与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党和革命问题的决策等，责任是重大的。共产国际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瞿秋白和周恩来、苏兆征、张国焘等一起出席了这次会议。
瞿秋白和苏兆征一起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又和苏兆征、张国焘一起参加纲领起草委员会。瞿秋白精通俄文，有理论修养，又是代表团负责人，因此，他是国际六大上中共代表中的重要发言人。大会领导机构指定他担任民族殖民地革命运动问题的三位补充报告人之一。他在主报告人库西宁发言后，先后于8月15日、21日向大会作了补充报告。同时，分别于7月27日、8月4日、23日，就布哈林报告、战争危机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应该永远坚持真理，永远不盲从，独立思考，明辨是非。这样，他才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属于人民群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瞿秋白在国际六大，充分表现了这种精神。
在国际六大期间，瞿秋白同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赤色职工国际书记罗佐夫斯基发生意见分岐，并在发言中批评了他们。
布哈林在《关于国际形势与共产国际任务的提纲》中提出了一个“第三时期”理论。尽管布哈林本人对这一理论有所保留，但在联共（布）出席国际六大代表的坚持下，布哈林不仅提出了这一理论，而且在会上批评了与此不同的意见。这一理论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形势划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918—1923），资本主义严重危机，无产阶级采取直接革命行动；第二时期（1923—1928），资本主义经济恢复，渐趋稳定，无产阶级继续斗争；第三时期（1928年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矛盾日益加剧，殖民地的革命斗争迅速发展。因而将发生帝国主义国家间的战争，以及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战争将引起革命，进而导致资本主义的总崩溃。无产阶级直接革命的形势就要到来。实践证明，“第三时期”理论，是导致“左”倾冒险主义的理论，是极其有害的理论。至少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这样的。
瞿秋白是国际六大代表中，最先对“第三时期”理论提出质疑以至否定的发言人之一，在他之前发言的有波兰代表科斯特鲁蔡娃。瞿秋白首先指出“对其中许多问题不甚了然”①。他说：“共产国际的总任务就是防止战争、保卫苏联和保卫中国革命。可能这三项任务就是所谓第三时期的特点。但是，我认为，这里我们还有一个空白，就是在经济分析方面，当谈工业生产力的增长、技术的改善等等情况时，只是轻描淡写地谈了一下新的经济形势对农业、对亿万农民现状的影响。这方面的分析是浮光掠影或不够清楚的。”②农民的作用和农民土地问题、殖民地问题以及太平洋远东问题，等等，都应该有详细的分析，准确的估量，清楚的阐述。“既然我们在提纲中得不到有关农业、殖民地和太平洋问题的明确答案，那么，所谓第三时期和第二时期似乎就区别甚微了。（有人插话：对！）”③
①斯特拉霍夫在共产国际六大第十二次会议（7月27日）上的发言。《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377页。
②《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377页。
③《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379页。
瞿秋白在大会发言中，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和政策，总结了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党的总路线。他说：“党的总路线就是争取群众。”①他认为，应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这一任务，即中国革命没有消亡，即使在遭到严重失败后，它也在继续发展，现在它应该重新聚集力量。
①同上书，第382页。
出席国际六大的一些代表，由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曾经产生了右倾和“左倾”的错误，便一概否定中共和中国革命。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倾向。共产国际候补书记、美共党员佩佩尔的言论尤其令人不能容忍。他居然说：“过去中国共产党有过孙中山主义，现在又有托洛茨基主义”，“中国简直就没有一丝一毫的布尔什维主义”①。对此，瞿秋白在第三十九次会议的报告中严肃地宣告：“我受中国代表团委托作如下声明：佩佩尔硬说中国党内过去是孙中山主义，现在是托洛茨基主义，这纯粹是诽谤。”②“应当承认，武汉事变以后，中国党毕竟找到了新的道路。”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