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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6月19日起，大会开始正式议程。当天，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作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报告，长达九个小时。报告中关于中国革命形势的看法，与斯大林的意见一致。
20日，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了政治报告。早在4月间，他已写成一个书面报告《中国革命与共产党——关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的报告》，约十万字，分为三章：中国革命领导权之争；中国共产党之过去与前途；中国革命当前的问题。在口头报告中，他只就书面报告未展开的意思，加以阐述和补充，分为五个问题：1．中国革命问题；2．过去的教训；3．现在阶段盲动主义的危险；4．革命形势；5．党的任务。口头报告长约七万字，也讲了九个小时。银色别墅的安宁的环境，给六大的代表们提供一切方便的条件和充分的时间，来回顾历史，总结教训，展望未来。这与在白色恐怖中，在国内匆忙地召集言不能尽意的会议，条件之悬殊，真有天地之隔。这也许是一些报告的时间，安排得相当充分的原因吧！
瞿秋白在政治报告中，正确地从理论上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论述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批评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于“左”倾盲动主义，他进行了自我批评，也希望代表们批评自己。他说：“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都带有着国民党主义的余毒”，①“八七后认‘过火’或‘阻止革命’为机会主义，禁止杀土豪劣绅是机会主义；所谓社会主义是杀人放火，杀人愈多，社会主义亦愈多，土地平均是最社会主义，最共产主义了，完全表现小资产阶级倾向。新的机会主义倾向与盲动主义有关。盲动主义是机会主义反过面来。马日事变，不准备暴动，固然是机会主义，但有的只几十人，亦要来暴动，说今天不能不暴动，主张暴动即社会主义，不暴动即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②他希望全党对于盲动主义有深入的认识，他说：“现在各处党部亦反盲动主义，人人都反盲动主义。盲动主义是非常之危险的东西。但是不懂盲动主义是什么，而形式上的反对，更危险”。③
①②③《秋白同志报告》（手稿）。
盲动主义表现在土地问题上，是主张没收所有一切土地。瞿秋白在报告中批评了这种观点，他说：我们的党纲是土地国有，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不是没收自耕农的土地。这一个意见，中央曾与毛泽东同志争论过，毛泽东同志曾经说道中国已经是十月革命了，必定要没收一切所有的土地。瞿秋白指出，在农民运动发展的地方，并非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些地方如果要巩固已有的革命成果，他们必须向外发展，在有被敌人消灭的危险的时候，则应该避开，采取游击战争的方式，保持自己的实力，而另一方面四面发动，导引起周围的其它地方的农民群众。我们现在对于农民，要领导他们在各种环境之下，采取一切的斗争方式，凡是农民所需要的即要立刻领导他们斗争，从抗租抗税乃至于游击战争，甚至更进一步的“割据”——这“割据”不是死板的，而是要扩大这一个形势。这里，瞿秋白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游击战争和武装割据的思想，是非常宝贵的。
在批评盲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时候，瞿秋白提出了“共产党内的枪杆子主义”的问题。他说：南昌暴动和广州暴动过程中，表现出大多数从事军事工作的同志接近群众少，时怀幻想，以为单纯依靠枪杆子就可以获得革命胜利。他说：须知共产党员，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员，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谋解放，非用枪械所能达到。这里，瞿秋白批评了党内一些同志的单纯军事观点以至军事投机的错误，这无疑是对的。但是，如果把这段话，特别是这段话的后半部分，不同他一直重视革命武装、革命战争，重视红军游击战争和武装割据等正确的主张联系起来考察，那么，非常容易使人误解他是在反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这一著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断。后来在十年动乱中，他的这一观点果然成了“英雄们”声讨批判的一条不小的“罪状”！
瞿秋白痛感于自己以及党的一些领导人既缺乏革命实践锻炼，又缺乏革命理论修养，对于革命造成的损害，在报告中说：实际的群众运动，我是受着他的教训，比书本上的教训还要好。又说：吾党缺少理论，革命的党要正确的理论的工作人员，就算几十人也是好的。无理论的党，必归破产。吾党有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同志，都要训练。要有党的理论才能使党充实，这并非说单一个理论便可以革命，吾党在八年中，革命运动的发展，根本理论缺乏，是党的弱点之一。一个党，一个党员，一个革命者，只有用革命的理论武装起来，才能在革命实践中，得到胜利和成功，而经过革命实践的检验，革命理论将会进一步得到丰富和发展，更好地指导革命运动的前进。
中国大革命失败，究竟责任在谁？党内有强烈的反映。一些同志严于指责别人，而疏于批评自己；有的人则挟有私怨，一味要求追究个人责任。瞿秋白不赞成这种指责和追究，而主张严于责己。他说：我们也可以批评国际，说对中国的指导如何，如何不切实！又是其他什么指导人的原因等等，而发生机会主义；但是这并不能去掉自己的责任。对于张国焘在会议中缺乏与人为善，热衷于指责别人，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行为，瞿秋白毫不客气地予以批评。下面是在报告结束时的一段对话：
秋白：关于过去的事，或者国焘是对的，秋白对的，独秀对的，这些问题讨论起来是有意义的，但不能同我们目前任务相比。
国焘：你一个人讲了九个钟头，七七八八讲了一大批。
秋白：我们应指出不对的，指出少数主义、改良主
义的倾向，大家来纠正，至于辨别个人是非，并不是不需要，希望组织委员会来解决，将来向大会报告即可。这是议事日程上已决定的问题。现在我的报告完了。（全场鼓掌不止）
瞿秋白报告中一个主要的错误，是仍然把当前中国革命的形势估计过高，认为革命有无间断的进展，革命显然是高涨的，因此党的总策略仍是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此外，八七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在组织上实行惩办主义，以致发展到十一月会议时处分了一大批党的高级干部（包括周恩来、毛泽东等）。瞿秋白在报告中没有检查这个错误，反而认为十一月会议的执行党的纪律，是必要的。
从21日起，代表们用了七天时间对瞿秋白的政治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也批评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会议充分发扬了党内民主，真正做到了知无不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大会成立了政治、组织、职工运动、苏维埃运动、宣传、青年、妇女、财政审查、军事、农民土地等委员会，瞿秋白参加了政治、组织、职工、苏维埃、宣传、农民土地等六个委员会，并担任政治委员会的召集人。在认真听取代表们批评意见的基础上，6月28日，瞿秋白在全体大会上作了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
在结论中，瞿秋白进一步作了自我批评，深入地剖析了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产生的社会阶级根源和思想理论根源，进一步认识了“左”倾错误的危害。对于命令主义，他说：布哈林同志发现了我们的命令主义，把党变成了老爷党，老爷叫工人做事，做得好就给赏，有同志无处安插就给他工作，这就是我们害了工人。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无论订好了什么好政策也是不行的。对于会议代表一再提出的陈独秀参加会议的问题，瞿秋白在结论中作了说明：从八七会议以前到十一月会议以后，共产国际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