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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斗寅叛变刚刚被击溃，5月21日又发生马日事变，驻长沙的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进行血腥的屠杀，摧残革命运动。二十天内，长沙一带被杀害的农民就有一万多人。谭平山、陈公博、鲍罗廷赴湘查办受阻，半途折回。武汉政府又派唐生智回湘处理事变。唐一面为许克祥辩解，一面攻击农民运动，实际上起了鼓动反动势力向共产党和工农运动进攻的作用。5月29日后，江西省长朱培德下令将在江西和第三军中的共产党员“遣送出境”，停止全省工农运动。湘鄂赣三省的土豪劣绅向革命群众疯狂反扑。
形势的逆转，仍然无法使陈独秀清醒，他依旧对汪精卫、冯玉祥、唐生智抱有极大的幻想，处处退让妥协，企图拉住国民党。五大的决议早已抛到脑后去了。瞿秋白后来说：“实际上最高政策是在另一条路上进行，……一是国民政府顾问——他是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央及政府里的党团之实际领导者；一是国际代表鲁易；一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局”①，“三个领导之中，鲍罗廷是有一定的路线——退却的路线，和缓土地革命；鲁易亦是有一定的路线——务必同着小资产阶级进攻；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实际上是没有一定的路线，因为他已经不能指挥群众，又因为他动摇于鲍鲁之间；又因为他内部有许多模糊的不同的倾向，而不能一致，但是实际上是倾向更右于鲍罗廷的占优势。”②鲁易这个人，看起来似乎很有一套革命的理论，摆一副左的架势，其实只知道背诵一些现成的教条，指手划脚，空谈误事。瞿秋白说：鲁易的“根本缺点，便是要进攻面不知道如何进攻的方法”③。他想挟持汪精卫以改组武汉国民党的军队，对汪抱极大幻想，以至于6月1日将共产国际的秘密训令拿给汪看。这个训令，便成了汪精卫进行反共的一个主要借口。
①②③瞿秋白：《中国革命与共产党》，1928年6月版，第100页，102页，107页。
6月5日，汪精卫解除鲍罗廷的国民政府顾问职务。6月10日，汪精卫、顾孟余、孙科等与冯玉祥举行郑州会议，酝酿了武汉的“分共”和蒋汪的合流。19日，冯玉祥又与蒋介石、李宗仁等举行徐州会议。决定冯蒋共同对奉系军阀作战，并由冯电促武汉政府反共，要求汪蒋合作。随后，冯在他的军队中和他所管辖的地区开始遣送共产党人离军和出境。中共中央对冯玉祥的幻想，也破灭了。但是，为了讨好汪精卫，鲍罗廷、陈独秀仍然以压制工农运动、屈从汪精卫为工作指导方针。6月28日，中共中央借口避免给反动军官以反共的借口，决定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6月29日，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发布了反共训令，要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唐生智明令与共产党分离。汪精卫集团的叛变已为既成事实，陈独秀还要向汪精卫让步。6月30日，中共中央在武昌举行扩大会议，陈独秀在报告中坚持退让方针，仍旧寻求方法与汪精卫集团合作下去。中央委员恽代英问陈：“现在中央很奇怪，我听说秋白同志到处作报告是‘进攻’‘进攻’，现在中央又决定‘退让’‘退让’，中央内部是否有不一致？”①瞿秋白发言批评了陈独秀。共青团中央总书记任弼时发言反对陈独秀扣压共产国际紧急指示，并宣读共青团中央关于实行土地革命的宣言，被陈独秀从手中夺过宣言稿，甩在脚下践踏②。会议通过的由陈独秀起草的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十一条政纲，是一个集右倾机会主义大成的投降纲领。政纲中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说“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运动的要求，“应依照国民党大会与中央会议之议决案及政府公布之法令”；工农革命武装“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③。7月4日，中共中央举行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农村革命力量出路问题。陈独秀认为当兵最好；毛泽东、蔡和森则主张上山，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但是，会议的参加者在讨论对付湖南何键反共事变的方针时，仍然一致坚持联唐反蒋的政策。然而，种种退让，都不能拉住汪精卫，而是更加助长了汪精卫集团的叛变活动。7月14日晚，汪精卫召开秘密会议，确定了“分共”的计划，15日召集“分共会议”，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公开叛变了革命。26日，免去各机关中共党员的职务。不久，就在武汉地区疯狂地进行大屠杀。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就这样失败了。
①瞿秋白：《中国革命与共产党》，1928年6月版，第107页。
②一说在6月2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此据李维汉、杨之华的回忆。
③《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
大革命时期、瞿秋白与其他同志一道，向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很不容易的。但是，由于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包括瞿秋白在内的党的许多领导人，还不可能有效地彻底地清算机会主义。对此，瞿秋白后来回顾说：“从北伐到武汉，到上海第三次暴动，没有谁能说他没有犯机会主义的错误，我自己也是有错误，但是我可说是有不同意见的”①。又说：“我们那时开始是反彭述之，在武汉最后是反对陈独秀。独秀怕革命，阻止土地革命。我们与他争论，每次开会总是闹了一顿散场”②。
瞿秋白事后总结这一段经历，坦率地承认自己的缺点和失误。他说：“秋白在土地问题上，自始即未讲清楚。五次大会前，秋白对土地问题，曾：（1）力争土地国有党纲要求的确定；（2）行动政纲策略上也主张全部没收而以对某些限度以下之小地主（各省应有不同），由政府给以一种无本的债券，按减租后租价由政府酌给一定利息。……土地问题大委员会中（第五次大会的）述之同志说‘今天有人主张全部没收土地的，那是非常不行的主张’，于是秋白更不作声了。”③“初讨论北伐时，秋白主张经过南京而北伐。这时，我的理由是两种任务的兼顾：一是继续反对北洋军阀贵族买办的任务，一是击散民族资产阶级反动中心的任务。五次大会后我还有几天主张必须深入革命：农民政权与土地问题。第五次大会后，第一次《向导》付印时，正值汉阳没收工厂的事发生，秋白主张赞助工人及汉阳县党部办法，并叫许白昊同志收集这问题的材料，批评孙科等之赞助反动派。但是这一文稿，因中央反对未登载。夏斗寅事变后，鲁易拟出向‘中等阶级，解释的宣言，秋白在会上便问：‘是否工农小资产阶级还不够，还要扩大联盟？’鲁易说是的，秋白便只怀疑。”④“马变问题发生，秋白主张利用唐生智尚须标榜三大政策的弱点，宣传上行动上都要进攻。对湖北反动尤须进攻。秋白曾到湖北省委及农运负责同志的会，也是主张进攻。秋白当时认为无论如何不能认‘过火’的错，不能承认‘静候解决’，是要进攻。……代英说，秋白与中央不一致。但是秋白又知道如何‘进攻’呢？除马变问题第二次讨论时，曾经反对‘围困长沙’或‘随便乱动’的主张，而主张群众暴动以夺取长沙为目标外，什么积极办法也没有。”⑤
①瞿秋白在六大的报告。
②杨之华：《回忆秋白》。
③④⑤瞿秋白在六大的政治报告（手稿）。
一个共产党人，应该无私无畏，襟怀坦白，不隐瞒自己的长处，也毫不掩饰地说出自己的弱点。这一段引文，令人信服地承认，瞿秋白的确是这样的共产党人。
瞿秋白是一介书生，论文著书，倚马可待，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还没有几个人能够超出他之上的。在大革命的高潮中，作为一个理论家、宣传家，乃至革命教育家，瞿秋白的才智洋溢，绰有余裕；但是作为政治家，特别是作为政治领袖，则嫌大不足。在纷扰复杂，纵横捭阖的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他还缺乏临危不乱，迂变不惊，随机处置，举措适当的气魄和能力，而容易产生犹豫、摇摆，甚至举措失当。应该说，他的这个弱点，在他一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