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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人员有陈独秀、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等。6月14日，中央常委开会讨论与国民党谈判问题时，决定谭平山、李立三也要参加会议；两党谈判，中共方面出席者为陈独秀、瞿秋白、谭平山、蔡和森、张国焘、李立三、张太雷等。至6月30行，中央常委又讨论了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问题，决定每周举行两次的两党联席会议，一次由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出席，一次只有瞿秋白、张国焘出席，陈独秀不出席。大约在7月初，两党联席会议停止召开。
中共五大决议中提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同时又有保障小资产阶级利益，不分小地主和革命军人土地的规定。既要同国民党保持统一战线，又要进行土地革命，这是颇为矛盾的政策。汪精卫利用了这种矛盾，施展其两面派的阴谋。他表面高谈解决土地问题，实际却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发布一系列训令，指责工农运动“过火”，限制工农运动，反对土地革命。沈雁冰主编的汉口《民国日报》发表社论，表面上为训令作解释，实际上暗示训令不能束缚工人农民的手足。陈独秀对此不满意，他找沈雁冰说报纸办的太红了，国民党左派有意见，还是少登一些工运、农运和妇女解放的消息和文章。沈雁冰经常找瞿秋白谈办报中的问题，这次，又把陈独秀的意见告诉了他。瞿秋白说：“你就按照五大决议的精神去办。他沉思有顷，又说：我们另办一张报！你不是说他们（按指国民党）常来干涉你的工作么？共产党的政策要通过国民党的报纸来宣传，本来就不正常，许多话只能讲一半，不如干脆把《民国日报》交给国民党，抽出我们的同志另办一张党报，堂堂正正地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他并且提议，新的党报由我任总编辑，另外由党中央的负责同志组成社论委员会，负责写社论。可惜这件事，秋白考虑得晚了，不久时局迅速逆转，办党报的事终于成了泡影。”①
①茅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
当时，在城市工人运动和乡村农民运动中，除了右倾主流之外，也有“左”的偏差。城市工人、店员在经济斗争中对民族工商业者提出过高的要求：每年红利分配制；强制雇用失业工人；病假工资照发；发放双薪，等等，超过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限度。无限制的罢工、游行、集会，工人旷工，无人过问。结果，侵犯了小店东、小业主的经济利益，造成企业倒闭，失业人数激增，货物奇缺，物价飞涨。此外，工会有时随便捉人，戴高帽子游街；擅自关闭厂店，强取什物；以武力解决劳资纠纷，甚至随意捕人。这使中间阶层感到恐惧，不利于团结大多数，孤立反动派。
在农村革命中，在一些具体策略问题上也有缺点。例如将游民列入革命先锋之中，只注重其革命性的一面，而忽略其破坏性的一面；认为革命时期的农村没有统一战线的问题，因而对于这个时期的农民群众行动就不需要政策约束，就可以不注意团结大多数，就不需要结成联合战线，以打击最主要的敌人；将“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作为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提出，以致“过正”到提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一时传播很广，到处写成标语，影响极大。党的指导策略上的这些缺点，造成了农村革命中任意指人为土豪劣绅，擅自捕人游乡，随意罚款打人，以至就地处决，驱逐出境，等等。对谷米的平粜阻禁，以及禁止榨糖酿酒，使商人、中农和小手工业者发生反感，也使一般农民感觉生活不便。政府因地主借口谷米无法出卖拒交田赋，军米收购困难，也不满阻禁办法。此外，在运动中还冲击了少数北伐军官家属，引起他们的反感和不满。这些虽是运动的支流，但是不利于巩固和扩大农村联合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打击对象。
城乡发生的上述“左”的偏向，往往被反革命派利用来煽动反共情绪，破坏革命团结，分裂革命队伍，加剧了形势的恶化。
5月13日，驻防武汉上游宜昌的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经蒋介石策动，通电联蒋反共，率部东下。17日占领汀泗桥，19日进至武昌附近，武汉大震。叶挺奉命率军与夏军激战，几天后进驻汀泗桥，解武昌之围。18日那天，在叶部已开赴前线而又胜负未卜之时，人心惶惶。当天晚上，沈雁冰为打听前线消息，去找瞿秋白。“那时已过后半夜了，见到秋白正与陈公博对酌，他们也在等叶挺的消息，但陈公博是借酒浇愁，而秋白则沉着肃穆；秋白坚信叶挺出阵必胜，但也考虑到，如果相持的日子多了，武汉不能无军队拱卫，也考虑是否从河南前线抽调第四军回来。一直等到天亮，胜利的消息终于来了，大家才松了一口气。”①
①茅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
夏斗寅叛乱发生的第二天，5月14日，瞿秋白在《论中国革命中之三大问题》一文中，提出中国无产阶级内部可能发生的机会主义危险，指出：中国有广大的游民无产阶级群众，有好几百万的小手工业者，中国无产阶级与这些成分及破产农民有很长期的关系，不免有受无政府主义熏染的可能。同时指出，无产阶级应该用全力巩固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实在可以这样肯定的说：“谁获得小资产阶级谁就胜利”。又具体指出：我们争取小资产阶级的方法不但是防止店员学徒干涉营业内部的事和禁止无故捕人等等无政府行动，并且应当提出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的实际政纲，例如——裁减苛税杂捐，组织商品出卖所，组织廉价收买原料与生产消费品，小手工业者的协作社，组织雇用借贷机关……等等，工商业委员会应当很机警的探讨小资产阶级的要求，尽可能的满足他们的愿望。与小资产阶级的联合并不须牺牲无产阶级的利益作为交换的代价；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小资产阶级对于工人阶级生活改善的要求，并未加以不可调和的障碍。瞿秋白的这些意见，无疑对农村革命中纠正“左”的偏向，也是适用的。但在当时党内右倾错误逐渐占据全党的统治地位的情况下，纠“左”往往纠得“过正”，又右了起来，更加助长了党内的右倾错误。
当时，党内在阶级关系和革命营垒的分析上，也存在着“左”右摇摆的问题。“左”的方面表现之一，是把蒋介石的叛变看作是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把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小资产阶级同大资产阶级等同看待。其实，蒋介石已是豪绅买办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虽然表面上他以民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进行欺骗。右的方面表现之一，是把实际上也是豪绅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的汪精卫看成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始而目为革命的左派，及至汪精卫叛变后又说小资产阶级也完全叛变了革命。这些失误，都反映党处于幼年时期的不成熟，当然也有共产国际的不正确的指导这个客观因素，但主要还是因为自己的幼稚。
瞿秋白比较早地指出蒋介石新右派新军阀是代表豪绅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利益的。但是在阶级分析上，直到马日事变前，仍然存在上述的失误和缺点。五大以后，夏斗寅叛乱的第二天，他在《论中国革命中之三大问题》中指出：“在最近的时期，我们国内显然分成三个营垒：第一个营垒——公开的反动的营垒；第二营垒——革命的营垒，建筑在工农及小资产阶级之上的；第三营垒——民族改良主义的营垒，这是中间的营垒，他是渐渐地要并入反革命的营垒公开的反革命的。对于第三营垒，无产阶级不可把它看成铁板一块，而应进行具体分析，尽可能地加以争取和分化。他说：我们应当尽力分裂新兴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营垒，这一任务有实现的可能，因为：一、这个营垒就阶级观点看来，并非由一个阶级属性的成分所构成的，如果李济琛是依靠在广东的地主阶级上面，而白崇禧与上海买办阶级勾结，蒋介石则打算找民族工业资产阶级做靠山；二、这个联合中不仅有地主，资产阶级流氓的成分，同时还有与我们接近的社会成分；例如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一部分被改良主义所麻醉的不觉悟的工人及一部分军队；我们应当用我们的联合去抵抗这个联合，我们应将这联合中与我们接近的社会成分牵引出来走向我们的营垒，并使那些难与我们接近并走到我们方面来的军队守中立。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