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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他强调要限制农民运动，以维持革命统一战线。于是会议决议规定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使蒋介石由右向左转；同时扶助汪精卫以制约蒋介石。
①《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31、334页。
②③陈独秀：《政治报告》（1926年12月23日）。
④陈独秀：《政治报告》（1926年12月13日）。
1927年1月底，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全会决议，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带到中国加以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表示接受共产国际的决议，作出《对于国际第七次扩大会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正确地指出：“在今日以前，我们有一个根本错误，乃死守着数千年以来形式逻辑头脑的错误，即是我们自己头脑中，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以人力逾越的’一道鸿沟，以为今天只能做国民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至快也要到明天早晨，未到明天早晨六点钟以前，我们必须自己绑着自己的手脚，仿佛多做一点便违了革命铁律”。认为如果按照这种方针从事国民革命，“只是参加或帮助他们资产阶级的革命，则我们自第四次全国大会以来所高叫的国民革命中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去年第二次扩大会议以来所高叫的和资产阶级争领导权，都成了好听的一句空话；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在实际上领导这个革命，他们或者要领导我们，并且还要领导我们断送国民革命。”①并表示今后“一切政策及工作计划，即须依照此提案的方针与战略而进行。”②但是，党的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没有彻底改变自己的错误。2月，瞿秋白根据共产国际决议的精神，首先提出必须“彻底解决土地问题”，“非此决不能保障中国革命之彻底胜利”。毛泽东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后，于2月12日由长沙返抵武昌，在2月16日给中央的报告中，也明确提出应立即解决土地问题。在共产国际指示和中国共产党主张的影响下，国民党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如邓演达、孙科等，也都公开主张解决农民土地问题。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专门讨论了土地问题，发表了《对农民宣言》，通过了《农民问题案》，都表示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总之，土地问题的解决，已成为国民革命中势在必行的大事，不能回避了。
①②《对于国际第七次扩大会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
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中
这一时期，中国工业中心地上海的工人运动猛烈发展起来。按照苏俄城市武装起义的模式，中共中央异常重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发动和组织工作，并于1926年10月领导上海工人阶级举行了第一次武装起义。由于当时起义的时机尚未成熟，群众没有充分地发动起来，武器装备很差，总罢工发动后没有迅速转入武装起义，就在帝国主义和军阀孙传芳的镇压下失败了。瞿秋白没有参加第一次武装起义的领导工作，但他十分关心起义的情况。共青团中央书记任弼时、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等同志，时常到法租界望志路五丰里五号瞿秋白家中商议工作。在准备第二次武装起义的过程中，中共江浙区委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瞿秋白主动提出担任代表大会的报告，但被中央拒绝。1927年2月19日，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命令。当天，杨之华参加了在上海西门勤业女子师范学校召开的全市积极分子会议。会后散发传单时，发现军阀李宝章的大刀队正在西门十字街头行刑杀人。她回到家中告诉正在工作中的瞿秋白。他很关心同她一起散发传单的同志的安全，郑重地嘱咐她去寻找失散的同志，然后向中央机关报告情况。罢工第一、二日被捕被杀的工人、学生总计在百人以上。21日晚，工人开始夺取军警武装，总罢工转入武装起义。22日下午，停泊在高昌庙的海军炮舰上的革命士兵，发炮轰击高昌庙兵工厂，于是各区工人群众英勇地展开了夺取武器，袭击军警的战斗，闸北和南市工人并与军警进行巷战，起义达到高潮。当天，瞿秋白来到设在拉斐德路（今复兴中路）的启迪中学里的暴动指挥所，参与领导起义。当天，杨树浦区工人召开近万人的示威大会，并当场抓获工贼“小滑头”，公审后，立即处死，人心大快。瞿秋白得知后，赞扬了工人的革命行动。
由于事先准备不够，加上罢工已延续多日，部分工人已自动复工，起义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很小。因此，23日晚，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即江浙区委）举行联席会议，检讨这次起义失败的经验和教训。陈独秀、彭述之、罗亦农、赵世炎、任弼时、汪寿华、瞿秋白、杨之华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陈独秀主持，罗亦农、赵世炎报告了起义的情况和问题，大家进行了讨论，不少同志发言。瞿秋白对于这次起义的教训和下次起义的准备工作等，作了系统的发言。他指出：罢工开始以后，党对组织士兵、学生、市民和小资产阶级群众响应工人罢工的决心不够；起义缺乏准备；对组织人民政权，只作为一般的宣传口号，没有实际组织工人和各界人民选举市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一味依赖大资产阶级，等待上层分子去接洽李宝章部下兵变，严重地脱离革命群众。结果，工人罢工已经三天，兵变无望，党才决定把罢工转变为武装起义。会议经过讨论，为了保存力量，准备第三次起义，决定由上海总工会下令复工。会议同时提出了准备第三次起义的方针：扩大武装，准备暴动，扩大市民公会，准备建立市民政权；领导左派，严厉打击右派，等等。决定由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组成中央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会），作为起义的最高决策机关，同时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军委，以加强对起义的领导和指挥。
为了切实地吸取第二次起义的经验和教训，使第三次起义的计划和政策更加正确，瞿秋白于24日写了《上海“二·二二”暴动后之政策及工作计划意见书》。他鲜明地指出党在领导第二次起义工作中的错误：“我党将工人群众放在街上（总同盟罢工），整整三天不去理他们，不领导他们前进。至于暴动的进攻，甚至不但不攻，并亦不守——工人群众之夺枪杀工贼拒捕，在二十二日下午六时之前尚大半系自动的（上总于发出罢工纪律‘不准打厂，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之后，等到李宝章开始屠杀，尚未有决然令工人防守的通告）”。对于党领导起义的策略，意见书说：“这种策略是：工人罢了工，等候大资产阶级之援助，撇开小资产阶级，而不加以领导鼓动，只想得了钮铁（惕）生接洽李宝章部下兵变（军官改变态度），大商肯发命令罢市等种种所谓‘暴动之胜利的保障’后，然后再准备暴动。这种策略，简直客观上是卖阶级的策略。”瞿秋白列举了工人自发地惩罚工贼，进攻警署、兵工厂，赞扬了工人阶级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而我们的领导者却远远落后于工人的行动。他说：“22日晚9时半，集中于北站的某处工人代表，向我（秋白）说：‘大家不动，你们教我们五十工人骚动，岂非叫我们白白去牺牲’”。工人们的批评和抗议，说明了党的领导不力，“教训了我们的党”。
瞿秋白在意见书中对于第三次起义，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意见，强调党“亟宜集中政治领导”，掌握领导权。“上海市民应以工人阶级为领袖，武装暴动响应北伐军，自动召集上海市民代表紧急会议，这就是集合一切革命的行动的分子的总机关，在暴动前暴动后，指挥上海革命运动”，“所以，‘一切政权归市民代表大会’是一个总口号”。新政策的策略是：对于大资产阶级，“逼迫他们服从‘民意’，牵制他们妥协政策，尽量利用他们内部之冲突，及其军事上的联络”；对于小资产阶级，“尽可能引导一般市民群众，使他们做我们反对大资产阶级领导革命中的友军”；对于反动派及买办阶级，“竭全力暴露其罪恶，不断的极急烈的攻击其卖国卖民勾当并攻击帝国主义军阀之一切压迫——这亦是与民权资产阶级在此次上海革命中争领袖权之另一方面，而且是很重要的方面。”党对于工人阶级，应当‘竭全力（一直到公开的向他们承认党此次之错误），鼓励其武装斗争的意志，指明其夺取其参政权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