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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不懂得革命武装和革命战争的重要性。他认为国民革命既然是资产阶级革命，这个革命的领袖就该是国民党，就该是资产阶级；国民革命的成功，只能是资产阶级的胜利。他公然宣称共产党是在野党，自愿地把革命和军队的领导权让给蒋介石。陈独秀的追随者又是左右手的彭述之，善于体察陈独秀的意图，发挥陈独秀的论点。当北伐军已攻克岳阳，兵临武汉之际，竟发表文章说北伐战争“还不能说是革命群众的军事行动，只能说是接近革命民众或为革命民众所赞成的军事行动”①。在彭述之看来，革命应按照宣传、组织、武装暴动这样三个步骤进行，而北伐之发动似乎不合他设想的步骤。当北伐战争已经胜利进军的时候，号称共产党的领袖，不去支持和领导，反而空谈步骤，与其说是书生气，莫如说是机会主义的愚蠢无知。陈独秀、彭述之都看到了国民革命军的弱点，以为共产党对北伐战争不予支持，就可以防止蒋介石等右派势力借北伐之机，扩充权力。殊不知，这样做正是把革命战争的领导权、军队的统率权让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利用了陈独秀的愚蠢，扩充了军力，夺得了经济、政治权利，为其进行反革命政变准备了条件。
①《我们的北伐观》。《向导》第170期，1926年9月10日。
瞿秋白和不少同志一起坚持了正确的主张，对于革命武装和北伐战争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最早重视武装革命的领导者之一。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他在4月间就著文指出：中国的问题，应当有一个“革命的解决方法，拥护平民自由的武装革命与团结平民奋斗的群众运动，应当同时并进互相为用。”①
①《中国之地方政治与封建制度》。《向导》第23期，1923年5月2日。
1925年6月，瞿秋白主编的《热血日报》即连续发表文章，论述“解放中国与武装平民”的问题。同年8月到10月，在《五卅后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前途》、《反奉战争与国民革命运动》等文章中，指出五卅运动之所以未能取得胜利，没有真正的人民的武力，是重要原因之一。1926年1月，他在《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国民革命》一文中，根据列宁的学说，总结五卅运动和三一八惨案的教训，指出：“中国革命也须组织自己人民的武力，才能完全胜利。”①同月，他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一文中，提出必须把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包括它的将领们“置于人民的统治及指导之下”，否则将会“弄得国民政府受军阀的挟制操纵。”②4月，他写《中国革命之武装斗争问题》一文，对武装斗争和革命战争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阐述。指出“现时革命运动的中心问题，已经是实行准备革命战争，求于最短期间推翻中国现在的统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统治——军阀制度。”③军队是实行战争的工具，“中国国民革命里极端需要革命的正式军队”，目前已具备建立正式革命武装的条件，因此“需要在革命政党的指导之下，积极从各方面下手”。要将工人、农民、小商和知识分子，编入革命军队，因为“只有这种革命军，能作革命战争的主体。”④
①《向导》第143期，1926年1月21日。
②《新青年》月刊第3期，1926年3月25日。
③④《新青年》月刊第4期，1926年5月25日。
1926年8月，国共两党拟议的联席会议，准备在广州开会。中共中央派张国焘、瞿秋白、谭平山出席会议。离开上海之前，瞿秋白在一次谈话中，对于北伐战争中的一些问题发表了意见。8月7日，临到启程前夕，瞿秋白把谈话整理成文，题作《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送给当时中央的机关刊物《向导》要求发表，被搁置不用。这篇文章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对于北伐战争的态度，含蓄地并且善意地批评了陈独秀反对北伐、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错误。文章指出：
第一，北伐战争是五卅运动和三一八惨案以后，“革命潮流之伏流昂进”的结果，“广州政府的北伐实在是应当是北京屠杀后中国平民反守为攻的革命战争”。
第二，民族资产阶级仍然留在革命营垒中，并在革命联合战线中保有部分领导权。“既受赤化的震惊，又受买办的压迫”，为求巩固其地位，取得与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的妥协，始终需要军事力量，并需要通过北伐扩充自己的力量。
第三，小资产阶级渴求革命高潮到来，对于革命战争“深切的感觉着需要”。它异常迅速地革命化，使“民族资产阶级的指导权，已经亟亟乎殆哉了。”
第四，农民在五卅后奋起斗争，遍及广东、湖北、湖南、直隶、山东、四川、陕西、江苏等省。农民运动“不但反抗劣绅土豪等地主阶级，而且很少接受资产阶级‘温和派’改良主义的指导之可能。”农民对资产阶级和蒋介石们是失望的，而寄希望于无产阶级，这“足以证明无产阶级争取革命及其武装之领导权的万分必要”。
第五，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各阶级，资产阶级为一方，力图利用北伐，限制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扩充自己的力量，企图与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妥协，建立资产阶级独裁制；以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为一方，“不但反对军阀买办的专政，并且反对民族资产阶级之新式的军事专政”，确立自己在多数农民中的势力，发展工农武装，和一切革命派结成强大的斗争同盟，“建立平民专政之基础，而且切实的开始革命军队与革命平民之结合”，“以建立革命的民权独裁制为目的”。在对立双方的斗争中，“无产阶级正需要在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实行其力争革命领袖权之斗争”，“如此才能保证无产阶级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
第六，针对党内右倾的北伐战争“躁进”论，瞿秋白严肃地指出：“革命的前途到此已开了一个新阶段”，“也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互争革命的领袖权的紧要关键”。这场斗争“虽然还有很大的困难在前，然而始终是非常之开展，非常之有希望的。‘最后的决死的斗争’快要临到了；应当有坚强的革命的意志，来担负这异常艰巨的职任。难道可以说：现时积极赞助并发动革命战争，便是‘革命的躁进’？”①
①以上引文均引自《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据影印件。
8月间，在广州的一次演讲中，瞿秋白指出革命营垒中出现的“新右派”，“他们渗入国民革命的战线而力争其领袖权，凭借军力，实行其扼制工农与向帝国主义买办地主妥协之政策。”①9月，瞿秋白回到上海，向中央写了报告，对广东政府和国民党内的派别、工农运动等，作了较为详细的具体的调查和分析。指出：“社会反蒋空气颇盛，蒋之左右多浙江派包围，纵容贪官污吏，所以农民工人对于蒋，对于国民政府态度均不好。”在谈到北伐战争时，他说：蒋介石知道“到湖北后离其本乡太远，且情形甚复杂，自己力量不够，所以他决取江西福建，以巩固自己势力”。指出，蒋介石所取得的地位、权力，已经构成了对于革命的极端危险，“我们如果不预备领导左派群众来代替蒋，则将来情形非常危险。”②这是多么及时的预见，后来事态的发展和结局，不证明了这预见的正确吗！
①《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我们的生活》第4号。据作者修订稿影印件。
②《秋白由粤回来报告》（1926年9月15日）。
如何解决农民问题？
1926年夏天，中国共产党领导层里，对于农民、农民土地革命和农民与无产阶级的联盟问题，也发生了明显的分歧。7月间，陈独秀主持和指导下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四届三中全会，没有继续贯彻2月北京特别会议关于放手发动工农运动，“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的精神，反而在农民运动和农民武装问题上，接受了陈独秀的错误主张。陈独秀在会议上的报告和会议通过的一些决议，虽然也谈到农民运动的重要性，但是其基本精神是错误的。会议认为；农民“在思想上尚不脱离封建宗法社会的束缚，而在生活的要求上，不得不是革命的”①。指责农民运动“在各地均发生左倾的毛病”②。会议指出，不能放任农民无组织的自由行动，并规定了限制农民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