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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对于世界各国革命党人，都有很深切的兴趣，能够给很有用的教训与经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很早便想利用我所有的一些材料，编纂一部《俄国革命运动史略论》。但是，总是因为没有时间，或是病，始终不能如愿。去年生病的期间，身体渐渐复原的过程里，在私庆得保性命之际，更觉得要尽这一个责任，因此，就动笔编了这一本书……。历史上断定了：俄国的资产阶级，不但不能解决农民问题——推翻封建势力，并且不能完成自己阶级的民权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与农民问题的解决，始终是俄国无产阶级所领导的。这的确对于中国现时的革命，有很重要的教训。我希望读者不要把这本书单作历史读。
后来，由于他的工作日益繁重，《俄国革命运动史略论》的其余部分，没有能够完成，这是令人遗感的一件事。
中国处于世界的东方，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应该把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放在世界革命历史和现状的这个大范围内加以考察。一切革命者都应该而且必须了解世界革命的历史和现状。这个时期，瞿秋白在《新青年》月刊，写了大量文章，介绍了古代埃及、犹太、希腊、罗马奴隶平民的暴动，中世纪的农奴暴动及农民战争，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印度、蒙古的革命，法国、德国、瑞典的共产主义运动，二十世纪的世界社会革命，等等。通过这些历史知识，他告诉人们：世界的历史是在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只有用科学的真实的历史知识，武装头脑，才能对现实的社会问题，作出正确的科学的判断。
革命的北伐观
在全国革命运动迅速发展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错误，也随之逐渐发生，并且在实际工作中开始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1925年12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各地选举的大会代表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居优势。但是中共中央负责人陈独秀等在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支持下，反对党内一部分同志关于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方针，竟在上海与国民党右派孙科、叶楚伧、邵元冲谈判，应允在国民党二大中央委员会成员选举中，共产党员不得超过三分之一等无理条件，致使国民党二大后逐渐形成右派势大、左派孤立的形势。蒋介石在二大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后又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总监（相当于总司令）。不久，蒋介石发动“三二○”事变，打击共产党人，排挤汪精卫的势力，中共中央和苏联顾问继续采取退让方针，使蒋介石实现了部分篡权阴谋。两个月后，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又提出《整理党务案》，并被通过，致使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职务的共产党员在会后全部离职。蒋介石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果夫代理）、军人部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职务。二中全会新设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一职，原定由蒋介石担任，后由张静江代理，谭延辏Т碇醒胝位嵋橹飨凸裾飨导噬系痴笕ǎ颊莆赵诮槭蝗酥帧＝槭晕剑叭稹笔卤浜汀墩淼澄癜浮罚枪擦降沉α肯さ姆炙耄档囊坏悴徊睢�
中共中央负责人陈独秀，在北伐战争这一重大决策上的机会主义错误，其影响更为恶劣。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确定了北伐的方针。如前述，中共中央召开特别会议，确定党在当前的政治任务是从各方面准备和推动出师北伐，以革命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当时，奉系军阀张作霖，拥兵二十五万人，控制东三省、津浦路北段，以及京、津地区；直系军阀吴佩孚拥兵二十万人，经营湖北、湖南、河南、陕西东部和河北中部、南部；另一直系军阀孙传芳拥兵二十万人，盘踞在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五省和上海市。在北方，吴佩孚与张作霖合兵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南方，吴佩孚军计划出湖南，联合四川、贵州、云南、江西、福建各省小军阀，准备进攻广东革命根据地。这时湖南爆发了所谓赵（恒惕，湖南省长）、唐（生智，赵部师长）之争。唐倾向于湖南人民的驱赵运动，于革命有利。1926年4月，吴佩孚派军入湖南，援助赵部叶开鑫师打唐生智，实行所谓南伐。5月，唐生智放弃长沙，退守衡阳，向广东请援。广东国民政府派遣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和第七军一个旅分路增援。6月初叶挺所部占攸县、迫衡阳，叶开鑫部溃撤，双方对峙于湖南中部。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布北伐宣言。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第四、七、八三个军陆续向湖南前线集中。
就在此时，7月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写成《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赫然刊登在第二天出版的《向导》上。文中，陈独秀对已经开始的北伐战争妄加评论，他说：北伐战争“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所谓革命军事行动的北伐，现在尚未成问题；……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时国民政府的职任，已经不是北伐而是‘防御战争’，广东民众的口号，也已经不是北伐而是‘防御战争’，全国民众的口号，也已经不是响应北伐而是‘拥护革命根据地广东’！”①中央总书记的言论，完全违背了中央二月特别会议的决议。
①《向导》第161期，1926年7月7日。
7月12日，在北伐军进入长沙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虽然正确地指出必须“推翻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但是，这篇文件居然对于旨在反帝反封建的北伐只字不提。这个文件，是在陈独秀指导下召开的中共四届三中扩大会议的产物。会议错误地肯定了陈独秀反对北伐战争的主张，强调“现在本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仍旧主张国民会议是解决政治问题的道路”。7月14日，国民党公布《北伐出师宣言》，历数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罪行，指出他们是和平统一的障碍，是中国人民一切困苦的总原因。宣告：“本党为民请命，为国除奸，成败利钝，在所不顾，任何牺牲，在所不惜。”“愿全国民众平日同情于本党之主义及政纲者，更移其平日同情之心，进而同情于本党之出师，赞助本党之出师，参加本党之作战，则军阀势力之推倒，将愈加迅速，统一政府之建设，将愈有保障，而国民革命之成功，亦愈将不远矣。”
对待北伐战争问题上，这是两份对照鲜明的文件！
陈独秀的错误主张，理所当然地遭到社会舆论的批评。读者来信质问道：这是“挑拨北伐期中的人心，煽惑一班不明真相随风飘荡的幼稚革命者吗？或者先生被反动派利用，在此北伐期中灌输令人怀疑的论文，代他们鼓吹吗？或者先生聪明一世矇懂一时吗？”①国民党内的右派及其追随者，借此肆意地攻击中国共产党。这种攻击的反动性自不待言，但授人以柄，事出有因，完全是陈独秀招来的。
①黄世见致陈独秀信，《向导》第171期，1926年9月20日。
陈独秀不懂得革命武装和革命战争的重要性。他认为国民革命既然是资产阶级革命，这个革命的领袖就该是国民党，就该是资产阶级；国民革命的成功，只能是资产阶级的胜利。他公然宣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