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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把握了时代特点，把握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特异性，在1923年就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无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应当而且必然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党的二大提出了民主革命的纲领，但未解决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二大以后党内许多同志都在探索这个问题。瞿秋白最先提出并阐述了这个问题。1923年2月，他指出：“务使最易组织最有战斗力之无产阶级，在一切反抗旧社会制度的运动中，取得指导者的地位，在无产阶级之中则共产党取得指导者的地位。”①无产阶级应当以自己为主体，联合一切劳动群众（农民、小资产阶级等），“以事实，以行动，以实际经验，包罗一切种种革命派之要求，导之向真革命，而后能有实力作战；——如此，方能颠覆资产阶级的统治。此种革命的总原则，当于实际的环境中，察社会内之变象随时随地以具体的口号运用之。”②随后，在他所起草的三大党纲、《新青年之新宣言》和《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等文中，又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他说，“中国客观的政治经济状况及其国际地位，实在要求资产阶级式的革命；同时此种绝对资产阶级性的所谓‘民族民主革命’却非借重国际的及国内的无产阶级不可。独有无产阶级能为直接行动，能彻底革命，扫除中国资本主义的两大障碍；就是以劳工阶级的方法行国民革命。劳工阶级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因此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指导权”③。
①②《新青年》季刊第1期，1923年6月25日。
③《新青年》季刊第2期，1923年12月20日。
瞿秋白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是和他对于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民状况的研究分不开的。他指出，农业经济是中国的主要生产事业，农民是中国经济生命的主体。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亿万“可怜的中国农民，尤其是佃农，受着外国，督军警吏土豪大田主筹四五重的压迫，田也种不成了，饭也吃不饱了，妻儿男女也养不活了。……真是上天无路下地无门”①。他们要活就要反抗官府。基于对中国封建宗法制的深刻透彻的认识，他对农民问题倾注了极大的注意力，他是党的最早认识农民问题重要性的领袖之一。早在1922年3月，他在莫斯科时就根据俄国革命经验，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农民的辅助，不能有尺寸功效”。②回国以后，他明确指出，农民是国民革命的基本力量，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③。但是，“农民受了千百余年精神上物质上的剥削，头脑里只有水浒式的‘官逼民反’，而没有结合城市劳工为正当的群众组织及群众运动。”④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唤起他们的觉悟，并解决其土地问题，“才有真正的民治运动，才能推翻军阀，解放中国”⑤。
①《向导》第35期，1923年8月8日。
②《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4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③三大党纲草案（1923年8月起草）。《六大以前》第698页。
④⑤《向导》第35期，1923年8月8日。
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基础上，为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服务的。瞿秋白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在政治上的结果，是给中国制造了现代式的军阀政府。民元以后，各派军阀的上台和下台，割据和混战，以及数不清的政变、毁法、制宪、贿选等种种政治斗争，都是封建的分散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侵略政策的必然产物。这就是中国社会动荡纷乱和人民极端痛苦的政治根源。瞿秋白根据对中国社会政治的剖析，指出在中国幻想依靠国会、立宪等改良的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中国必须革命。
到1923年秋，瞿秋白已经形成这样的革命指导思想：“无产阶级应当引导最大多数的农民、小商，行民主革命到底，而以严厉手段镇服君主派或军阀派的反动，并且预防资产阶级的畏怯。”①在领导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断然的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之阶级的独立”②，“参加并促进国民革命，是现在中国无产阶级的职任”③。瞿秋白进一步指出，“中国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此的去参加民主主义的群众政治总运动，并劳工阶级的经济运动，绝不使政治经济相离，他那时必定能成群众的政党。”④“于这一过程中世界的社会革命同时必努力提携中国的国民运动；中国国民运动里的最大多数的社会力量因之可以急速的长成，而与世界社会革命结合。不论这中间要经多少波折，革命与反革命互相激荡，而结果那最终的胜利必定在世界及国内的无产阶级。”⑤
①②③④⑤《新青年》季刊第2期，1923年12月20日。
文化思想是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瞿秋白在观察和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的同时，始终把目光紧紧盯住中国社会的文化思想领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引起了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者的攻击，梁启超、章士钊、梁漱溟、张君劢、丁文江、胡适、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人，抛出各种各样的理论，诱惑青年，企图把历史引向歧途。面对这种攻击，瞿秋白总是站在前列，进行坚决的斗争。他说：“这不但是中国无产阶级最高之命令，不能不服从，而且是中国民族——国民革命之利益所要求的。如果说我喜欢得罪伟人，那么，我可以顺便在这里‘道歉’一声，只好根据于孔夫子的圣经贤传，说声‘大义灭亲’了！况且我这些文章公布已久，从不看见他们公开的直接的答复，足见已是理屈辞穷，不敢接受我的挑战。”①
①《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6页。
以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所提倡的东方文化优越论，是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用来反对学习西方的革命文化，反对中国的革命派，特别是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思想工具，曾经受到李大钊的批判。1923年3月，瞿秋白写《东方文化和世界革命》一文，进一步批判东方文化派的封建主义哲学。“所谓东方文化，第一种元素，是宗法社会之‘自然经济’”①；“第二种因素，是畸型的封建制度之政治形式”②，中国的“军阀制度，由先得政治地位进而行经济侵略，剥削商民，压迫劳动者，不但简直和封建诸侯相似，而且出封建诸侯更可怕”③。各地军阀的征调劳役，残杀奸淫，拘禁铐掠，与封建诸侯对待农奴手段相比，有过之无不及。这些“岂非中国社会逆流退向封建制度的铁证！中国‘东方文化派’的学者所要保存的，是否此等肮脏东西，人间地狱？”④“第三种元素，是殖民地式的国际地位”⑤，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使中国“日陷于绝对臣服的地位”，对于中国资本主义，“总观起来，他决不能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充分的发展”，“所助的‘国内的’资产阶级，亦正是依赖外国资本为生的资产阶级”⑥。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同样采取公开的野蛮政策。
①②③《新青年》季刊第1期，1923年6月15日。
④⑤⑥《新青年》季刊第1期，1923年6月15日。
“1922年，上海金银业工人罢工，外国老爷竟放出猎狗来噬啮工人，此等现象只有‘东方’殖民地上可以发现，自古以来无论天灾战祸弄得人烟断绝，禽兽横行，也只有乌鸦啄白骨，野狗啃死人的惨状，决比不上故意纵犬吞噬将活人当狐兔一般看待的新奇，真可算是东方文化的特色！”①瞿秋白辩证地历史地论证了东西方文化由发展走向衰落的过程，指出：“所谓东方文化的‘恶性’决非绝对的，宗法社会的伦理也曾一度为社会中维持生产秩序之用。但是他现在已不能适应经济的发达，所以是东方民族之社会进步的障碍。西方之资产阶级文化，何尝不是当时社会的大动力。但是他既成资产阶级的独裁制，为人类文化进步之巨魔，所以也成了苟延残喘的废物。”②世界未来的新的文化，究竟向哪里去？瞿秋白明确指出：“帝国主义沟通了全世界的经济脉络，把这所谓东方西方两文化融铸为一；然亦就此而发生全人类的文化，——世界无产阶级得联合殖民地之受压迫的各民族，以同进于世界革命，——此种趋势，此种新革命文化的先驱，正就是杀帝国主义的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