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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中，英勇牺牲了。
国内政治危机，促使俄共中央和列宁开始研究由适合国内战争的政策过渡到能够实现和平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政策的途径。3月8日到16日，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列宁关于用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得到代表们的一致赞同。大会建议政府立即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粮食税的税额应该大大低于粮收集制的征收额。免征贫苦农民的某些实物税，在特殊情况下免征各种形式的实物税，优待勤劳的业主，在地方经济周转的范围内允许买卖剩余产品。新经济政策保证了工人阶级和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结成牢固的经济联盟和政治联盟。
瞿秋白以记者身份参加了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并以满腔热情忠实地报道了大会情况。3、4月间，他写了长篇通讯《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全文约三万字，从6月22日起到9月23日，在北京《晨报》上连载了二十七次。他向中国人民报告了苏俄政治、经济、民族、外交等方面的状况，指出苏俄已经“由军事时代过渡于和平时代”。文中介绍了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指出苏维埃俄国的民族政策，“确为世界上开一新纪元”。瞿秋白赞赏苏俄共产党人和苏俄的政治制度，他说：“共产党严戒党员利用自己的地位作威作福”，“共产党人的办事热心努力，其中有能力有觉悟的领袖，那种忠于所事的态度，真可佩服。”他称赞苏俄政治“不失为一种贤人政治”。他热情地宣传共产主义学说，说共产主义是“无国界”、“自由平等”的社会，“实行共产主义真是伟大，而且艰巨的‘工程’。”共产主义学说在苏俄的逐步实行，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桩伟大事业，是世界第一次的改造事业，“共产主义从此不能仍旧是社会主义丛书里的一个目录了”。写到这里，瞿秋白不由想到了东方的故国和自己的同胞，他希望“中国人亦应当用一用心”，走什么样的路才能使国家强盛起来。他意味深长地写道：“俄国革命史是一部很好的参考书呵”！因为，共产主义已经不仅是社会主义丛书中的一个目录，而是在苏俄开始“人间化”了。
共产主义唯其不是天上的乐园，而是人间的社会，它的发展过程中就不免发生各种困难和某些弊病，而克服这些困难和弊病，需要勇气、决心，也需要流血牺牲。瞿秋白在旅俄通信中，如实报道了所见所闻。1921年东俄旱灾，灾区非常大，瞿秋白转述俄国中央及各省报纸上的灾区通信：“一堆一堆饥疲不堪的老人幼童倒卧道旁，呻吟转侧”，“啮草根烂泥”，“竟有饥饿难堪的农家，宁可举室自焚”，“还有吃死人肉的呢”！①这是一幅惨不忍睹的景象。当时不少外国新闻记者据此百般渲染，把苏俄社会主义制度描绘成人间地狱。瞿秋白与之相反，他在报道灾情的同时，也说明苏俄政府救灾的对策：“劳农政府设着种种方法力图救济。各机关实行赈捐，没有被灾的农村，都派人募收志愿捐助的食粮。各城市中呢，举行音乐会，演剧，募捐；学生，赤军，医生，看护妇热心参加。职工联合会组织募捐队，又到灾区去调查。请外国红十字会来俄考察赈助”②。瞿秋白谴责了借俄国灾荒施展阴谋反对苏俄的欧洲资本家的行径。他说：“几百万人的性命在文明人眼光里算得什么！”指出，苏俄国内资产阶级是“欧洲政客的同类”，他们企图组织“无党的赈灾会”，其中有些贵族老爷“想借此出境，却不肯到困苦的灾区去”，③因而被苏俄政府解散，并逮捕了其中的阴谋分子。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7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②③同上书，第171、172页。
瞿秋白是一个真挚热情地追求真理的青年新闻工作者，他带着严肃的科学态度，去研究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考察革命后的俄罗斯。他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学说的追求与信仰，同宗教的偶像崇拜和教条迷信不同。他向往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但决不先入为主地观察和描绘苏俄社会，把那里写成是一片光明的极乐世界，或者匆忙得出简单肯定的结论。他要对社会现象进行周密的调查和深入的思考，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这就是他所说的“世间的唯物主义”。
俄国社会各种问题中，国家机关中的官僚问题仍然相当严重。瞿秋白在采访中得知，一个小学的女教师因为学校停课，配给的口粮不够吃，便去兼任临时教席，以求多得一点口粮。农工检察委员会派员整顿考核时发现了女教师的“违法”行为，这位女教师不得不受审判。可是，参与审判的审判官们每人竟至少超额领取了七份口粮，因为他们是官。另一件事，是一位营官作弊贪污五百万苏维埃卢布，营长和委员长起初假装不知。营官以地毯贿赂营长夫人，并骗过了委员长。不料委员长夫人得知此事，便揭发出来，营官被判处死刑。这种阴暗面，存在于革命后的俄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宗教迷信，也是苏俄社会中一个突出的问题。1921年4月23日，友人郭质生邀瞿秋白去参观希腊教的复活节礼拜仪式。这一天，居民几乎家家都插“瘦柳”，教堂中举行盛大的礼拜活动。他们来到莫斯科最大的教堂——基督救主庙时，已有众多的教徒，每人手持“瘦柳”，等待神甫驾临。救主庙的神甫，是全俄最高的神甫，革命前受国库供养，统辖全国教务，成为“国中之国”。革命后，教制仍旧存在，不过与国家政府脱离关系，只受教徒供养。大礼拜式，进行了二小时多才散去。它给瞿秋白的感触很深，他对郭质生说：仿佛不在欧洲。希腊教仪式竟和中国道教相似。
复活节的夜祭恰巧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前一天晚间。入夜，莫斯科人几乎倾城出动，城中一千五百多个教堂的钟声响彻夜空，基督教主庙里，人山人海，至少也有两三万人。瞿秋白挤在庙中，观看夜祭的仪式，好不容易挤出来，回到寓所已是5月1日的清晨四点多钟了。红场上虽有无产阶级文化部演出歌舞，并有加里宁演说等，但不如复活节活动的盛大隆重。
农民问题，官僚问题，宗教问题，苏俄社会中这种种的阴暗现象，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它引起了瞿秋白的沉思。他没有迷惑，而是试图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探索和分析它们的社会历史根源。他指出农民的反抗，民众的迷信，是旧俄这个经济落后国家的守旧性，小资产阶级心理的反映；而官僚贪污作弊，则是植根于封建遗毒，东方式专制政体。由此，他论到“俄罗斯东方式的国民性”，指出：原来俄罗斯民族本较西欧各民族包含些东方性。譬如沿街小便，戏院里吸烟室里烟灰火柴满地，约人常常失信，这还都是小节。下级官吏的作弊受贿，尤其是俄皇时代遗传下的“成绩”中最显著的一点。“因有社会经济的根源，只在变化不在消灭，革命的巨潮如此汹猛尚且只扫刷得一些”①。可喜的是，现在无产阶级新文学已出现新的果戈里式的作家为官僚主义画像，而共产党的报纸也积极努力的攻击官僚主义。这就证明，这些阴暗现象，都不是苏维埃新社会自身的痼疾，它们将不断受到新兴力量的冲击，逐步地被消除。这一历史性的变革，必将带来新的建设，新的生活。瞿秋白正确地向人们说明：“共产主义是‘理想’，实行共产主义的是‘人’，是‘人间的’。他们所以不免有流弊，也是自然不可免的现象。如单就‘提携小民族，使越过资本主义的过程而并达于共产主义’的大政方针，及他们首领的深自警惕，抱定宗旨，不折不挠的去实行，这种态度看起来，虽不能断定他们最后的成功，然而必是见他们实行自己的理想而并且能深切研究实际生活中之状况及对付它们的相当办法。这是中国人所应当注意的。”②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6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②《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第十次全俄代表大会》。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继公布课税法改善农民生活以后，又着手改善工人和城市居民的生活，公布了关于工人报酬问题等一系列法令。新经济政策实施，不久便见功效。瞿秋白在采访考察中，亲身体验到了新经济政策对于社会实际生活带来的变化。在5月复活节时，居民已可从市场上买到鲜肉等食品，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