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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思潮中，瞿秋白最初是受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特别是受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影响的，后来又转向于憧憬社会主义学说，然而也是朦胧的。这一点，我们从瞿秋白参与编辑的《新社会》旬刊（1919年11月1日—1920年5月1日）中可以找到明确的答案。
《新社会》旬刊是由北京基督教青年会附属的北京社会实进会出面创办的。基督教青年会会址座落在北京东城米市大街路西。这是一座素净典雅的两层楼房。青年会每年夏季总要召集几百名学生到京郊的西山去举办夏令会，“研究宗教，商榷人生问题”。①民国二年（1913年）举办夏令会时，有几名学生感到社会腐败，学生应当做社会服务工作，为此首先应该组织起一个团体。由西山回到北京，他们便在学生界组织了一个北京社会实进会，当时参加的会员约二百多人。同年11月开成立大会，正式制定会章，筹募经费。民国三年（1914年）夏，经北京当局批准立案，就在米市大街租定了几间房屋，充作会所，举办演说会、儿童游戏场等。此后，该会会址屡经迁移，会员人数逐渐增多。民国八年（1919年）设董事会，聘请董事十三人，内中有四五个美国人，其余多数是曾经在欧美留过学并在社会上有些名望的人。会员以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居多，内中也有教职员和毕业生。经会员选举产生的正副会长、会计、书启、各部正副部长，组成职员会。1919年夏秋，青年会准备用社会实进会名义出版一本给青年阅读的杂志，邀请了郑振铎、瞿世英、瞿秋白、耿匡（济之）等人做编辑。他们商量了几天，决定办一个周刊，八开本十六页，定名《新社会》。这时，职员会长是北京大学的梁栋材，瞿世英任书启，耿匡、郑振铎分任编辑部正副部长，瞿秋白在编辑部工作。学务部有会员三十二人，每周开演讲会一次，请附近的劳动群众听讲，并有露天演讲团，四出演讲；调查部有会员八十人，分段调查北京贫民的生活状况，并办学务部调查年长失学者的数目；游艺部有会员九十人，除指导儿童游戏外，还准备组织新剧团；编辑部有会员四十三人，编辑出版《新社会》旬刊，并准备编辑通俗丛书、通俗周刊；交际部有会员二十六人，主要从事募捐工作②。
社会实进会“以联合北京学界，从事‘社会服务’，实行改良风俗为宗旨。”③这是因为参加该会的青年学生们“眼看着社会上种种腐败龌龊的现象，想尽着各人的责任，起来补救一番，完全抱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慕虚名，也不靠着‘他力’。随时有一分力量，就做一分的事业。”④实进会既是基督教青年会的附属组织，其宗旨就不免带有基督教慈善救济事业的某些色彩。但是《新社会》旬刊在瞿秋白等人主持下，远远突破了实进会的“社会服务”、“改良风俗”的宗旨。
①《北京社会实进会的沿革和组织》。《新社会》第1号，1919年11月1日。
②④《社会实进会现在的职员与各部工作的现状》。《新社会》第6号，1919年12月21日。
③《北京社会实进会的沿革和组织》。《新社会》第1号，1919年11月1日。
《新社会》旬刊
《新社会》编辑部成员，是在五四运动中集结起来的几个青年。他们是瞿秋白、耿济之、郑振铎、许地山、瞿世英（菊农，瞿秋白的远房叔叔）。编辑部设在青年会，由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瞿世英负责撰稿和编辑，郑振铎负责集稿、校对和跑印刷所。发行所设在南方匠营，由青年会的一位学习干事孔某担任经理。①
①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新观察》1955年第12期。
1919年11月1日，《新社会》创刊，《发刊词》说：
中国旧社会的黑暗，是到了极点了！他的应该改造，是大家知道的了！但是我们应该向那一方面改造？改造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应该怎样改造？改造的方法和态度，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是向着德莫克拉西一方面的改造中国的旧社会的。我们改造的目的就是想创造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
“没有一切阶级”的自由平等，这显然是对存在着阶级对立、阶级压迫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它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了。恩格斯曾经说过：现代社会主义“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②。《新社会》的编者们，当时似乎还不了解德莫克拉西（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本质，而把它当作和社会主义互相渗透、互为补充的概念并赋予了新的内容。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本第3卷，第56页。
德莫克拉西和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的混淆和延伸，既说明了当时知识界的思想混乱，也反映了众多的知识分子追求进步的新面貌。曾经身历其境的瞿秋白对于当时思想界的这种状况作了深刻生动的论述：
中国社会思想到如今，已是一大变动的时候。一般青年都是栖栖皇皇寝食不安的样子，究竟为什么？无非是社会生活不安的反动。反动初起的时候，群流并进，集中于“旧”思想学术制度，作勇猛的攻击。等到代表“旧”的势力宣告无战争力的时期，“新”派思想之中，因潜伏的矛盾点——历史上学术思想的渊源，地理上文化交流之法则——渐渐发现出来，于是思潮的趋向就不象当初那样简单了。政治上：虽经过了十年前的一次革命，成立了一个括弧内的“民国”，而德莫克拉西（ladémocratie）一个字到十年后再发现。西欧已成重新估定价值的问题，中国却还很新鲜，人人乐道，津津有味。这是一方面。别一方面呢，根据于中国历史上的无政府状态的统治之意义，与现存的非集权的暴政之反动，又激起一种思想，迎受“社会主义”的学说，其实带着无政府主义的色彩——如托尔斯泰派之宣传等。或者更进一步，简直声言无政府主义。于是“德莫克拉西”和“社会主义”有时相攻击，有时相调和。实际上这两个字的意义，在现在中国学术界里自有他们特别的解释，并没有与现代术语——欧美思想界之所谓德莫克拉西，所谓社会主义——相同之点。由科学的术语上看来，中国社会思想虽确有进步，还没有免掉模糊影响的弊病。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9—3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这种“模糊影响的弊病”，在《新社会》旬刊中找得到明显的表现。同一个《发刊词》，当它按触到对于旧社会“怎样改造”、“改造的手段”时，就立刻退到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轨道上去了。《发刊词》写道：“我们的改造的方法，是向下的——把大多数中下级的平民的生活、思想、习俗改造起来；是渐进的——以普及教育作和平的改造运动；是切实的——一边启发他们的解放心理，一边增加他们的知识，提高他们的道德观念。我们改造的态度，……是诚恳的——以博爱的精神，恳切的言论为感化之具。总括起来说，我们的改造的目的和手段就是：考察旧社会的坏处，以和平的、实践的方法，从事于改造的运动，以期实现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
包括瞿秋白在内的《新社会》同人的这些“社会改造”的主张，明显地带有历史唯心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色彩，而与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他们同当时在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一个错误的认识一样，就是把社会改造归结为“思想”、“道德”、“习俗”等等方面的改造，似乎只要通过知识界对劳动群众施以“启发”、“感化”、“教育”，等到大多数人民的思想都按照少数先进人物的意图而改造好以后，理想社会的天堂就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了。
在《新社会》的同人中，瞿秋白进行写作、译著是很勤奋的，数量也很可观。每一期几乎都载有他的文章，这些文章所表达的思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是颇为引人注目的。从《新社会》创刊到停刊，前后半年时间，他发表在该刊上的文章（包括译文）共二十二篇。郑振铎后来回忆说：“每个星期天早上，我都到秋白那里去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