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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叹道：“中国的现实就像眼下的光景，漆黑一团！。
他拿根蜡烛正想点燃，突然几道手电光同时向他射来。接着，沉重的铁铐锁住了他的双手。
陈独秀眼睛一瞥：“原来是你谢少珊出卖了我？！”说着，狠狠向谢的脸上吐了口唾沫。
谢少珊是“左派反对派”中央常委的秘书，曾经鞍前马后跟着陈独秀，备受陈独秀的赏识。
陈独秀在租界看守所见到了彭述之等几位被捕的党委。彭说：“该如何是好呀？”
“怕什么，我独秀已蹲了三次监狱。共产党人，命大！”
当时，各地的电报雪片似的飞到国民党中央，义愤地提出“查办处决”的意见。有单位发的—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广东省党部，以及许多军队的师党部和地方的县党部；还有个人发的——湖南清乡司令何键、新疆省主席金树仁……他们陈词激烈，把陈独秀视为千古罪人，不杀不解心头之恨。
中共中央苏区持什么态度呢？《红色中华报》第37期写道：“取消派领袖亦跑不了——陈独秀在上海被捕，彭述之也在内——蒋介石不一定念其反共有功，网开一面，许以不死；或者还会因祸得福，做几天蒋家官僚呢！”
报纸刊登的内容也有例外的声援。《先锋报》第4期写道：“起来！！起来！！援救中国革命领袖陈独秀。”文章说：“陈独秀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同时，又是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者，他那艰苦卓绝为无产阶级斗争的精神之伟大，他那为中国革命斗争之不可磨灭的伟绩，只要知道中国共产党的人都没有不知道的。在革命的阵营中他是伟大的领袖；在军阀、官僚、资产阶级……等反革命的眼中，是他们唯一的死敌。这次他之被捕，并不是历史上的例外，乃是阶级斗争中之事实上难免的。”
10月19日晚，上海火车站紧急戒严。陈独秀等要犯在无数武装军警的监视下，押到南京。
二
半月前、陈独秀与夫人潘兰珍因吵嘴，一赌气，让夫人悻悻地回到浦东娘家，才幸免双双被捕。
她与陈独秀已生活了两年多，但并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就是陈独秀。平时只管叫他“李老头”。她年仅24岁，比独秀的大儿子小10岁。她与枯瘦的陈独秀站在一起，你只会相信她是陈独秀的女儿。
陈独秀被捕后，她与娘家人整日谈论不休。她甚至说：“陈独秀太自傲了，这回免不了杀头！”潘兰珍的父亲从街上买回一张报纸打开一看：“陈独秀已押到南京受审。”下面是陈独秀的照片。
潘兰珍见到照片，一下子惊呆了：“原来陈独秀就是我老公！”
不日，潘兰珍启程到南京。
见到陈独秀，两人抱头痛哭。“你为什么不给我讲你的真实姓名！”“为了你，也为了我！”“你是什么人？”“好了，我不过是你所爱的男人！”小别胜于新婚，二人竟亲密得忘记了这是监狱。
三
蒋介石得知陈独秀押到了南京，一夜未合眼。他召见部下何应钦问：“如何处置此事？”
何应钦说：“半谈宣言半询问。”
10月25日，陈独秀被接到军政部会客厅。
何应钦正襟危坐，漫不经心地拿出曾在北伐前国共第一次合作时签定的《两党领袖联合宣言》，送到陈独秀的手中。陈独秀是两党联合的发起者，也是签字人。
何应钦说：“合作，合作，现在仍需要合作！”
陈独秀把“宣言”掷到一边，吼道：“不合作的是你们！”
“先生不要发火。不知你老兄与赣鄂等省的暴动有无关系？”
“毫无关系。”
“好好，这就好！”
何应钦毫无所获地走了。随后，他急忙前去与蒋介石、陈立夫等人研究了陈独秀的“罪证”，决定对陈独秀公开审判。
这期间，陈独秀虽沦为任人宰割的鱼肉，但仍是比较自由的。可以跟一些社会名流随便交谈和通信。蔡元培、胡适等不少享有声望的人士纷纷为他推荐辩护律师，但陈独秀却一一谢绝了。
这天，章士钊气喘吁吁跑来找陈独秀。陈独秀一跺脚，对传信人吼道：“不见！”
章士钊曾是陈独秀的密友，本世纪初，两人携手合办过《国民日报》，在日本办过《甲寅》杂志。陈独秀不止一次对人说：“从事政治活动，我与章士钊属于黄金搭档！”可是，后来章士钊就任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和教育总长，参与“三·一八”案，对学生进行血腥镇压，陈独秀奋笔给章士钊写下绝交信：“你与残暴为伍，我与你绝交！”
原来，“不见”是如此原因。但是，章士钊是全国著名的大律师，通晓当局的法律，他的辩护常常让人目瞪口呆，哑口无言。
章士钊不顾一切地冲进看守所，劈头就讲：“为何不见？为兄辩护，只尽义务，不收铜板！”
陈独秀讲道：“倘若弃暗投明，我欢迎你这样来为我辩护！”
章士钊说：“世事沧桑，后人自有公论。为今之计，兄当争取早日获释才是。”
四
1933年的4月15日、16日、20日，是全世界新闻媒介异常活跃的日子。“陈彭案”在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庭相继三次开审。由苏州来的胡善称和朱 分别担任审判长和检察官。
起诉书早在3个月前就准备好了。它与陈独秀的辩诉状同时罢笔。
第一次开庭，法庭内外一片寂静。起诉人振振有词地念道：
被告陈独秀，系安徽省怀宁人，初在日本东京大学读书。于前清宣统元、二年（1990~1910年）间，曾一度回国从事著作。光复后，又往日本继续求学。至民国四年（1915年）回到上海，在《青年报》当主笔……民国十一年（1992年）赴莫斯科，回国后，被派为共党总秘书，直接受莫斯科命令，指挥各地党的活动。至民国十六年（1927年），因国民党清共，共党失败，第三国际以被告执行组织不力，将其总秘书开除。彼时共党内部分裂为二：一为斯大林派，又名干部派；二为托洛斯基派。被告就是后一派的首席。
被告纠集一班开除党籍者，若彭述之、王子平、宋逢春等，在上海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团体。
起诉人说：“这团体分头活动，组织危害民国的集合，又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
“文字叛国”指的是陈独秀主编的《校内生活》和《火花》两种杂志。
“所有危害民国的行动及宣传，由陈独秀操纵。（证据第24号、证据第5号、证据第7号）”
总共12种证据。无疑，陈独秀“触犯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起诉人最后提高嗓门说：“证据确凿，自应令其负责。”
陈独秀态度安闲，若无其事。他把法庭人员当做他的学生一样，给他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听了那堂“课”的年轻人，对陈独秀那浓重的安庆乡音，倍感亲切：
“予行年五十有五矣，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又，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于今30余年。”
法庭，死一般的寂静。唯有陈独秀的陈词，像珠落玉盘，撞击着人们的灵魂。他并没有直接回答起诉人的问题，而是指责蒋介石“吸尽人民脂膏以养兵，挟全国军队以搜刮人民，屠杀异己……大小无冠之王，到处擅作威福，法律只以制裁小民，文武高官俱在议亲议贵之列。其对共产党人，杀之囚之，犹以为未足，更师袁世凯之故智，使之自首告密，此不足消灭真正共产党人，只以破灭廉耻弃国人耳。”
陈独秀那朗读古文般抑扬顿挫的声调，震荡着人们的听觉：“蒋介石对日本侵占东三省，采取不抵抗主义，甚至驯羊般的跪倒在日本人之前媚颜投降，宁至全国沦亡，亦不容人有异词，家有异说。‘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竟成国民党之金科玉律。儿皇帝将重见于今日，不亦哀乎？”
旁听席上，人们纷纷议论，皆说陈独秀“言之有理！”
审判长胡善称显然听出了“言之有理”，他站起来吼道：“不得喧哗，要上下一致，精诚团结！”转而对陈独秀讲道：“你不得有鼓动之词！”
“你刚才讲到团结，”陈独秀说，“这是一个非常好听的名词。不过我总觉得，骑马的要和马讲团结，不然，马是不会赞成的。它会说，你压在我身上，你相当舒服，我要被你鞭打，还要跑；跑得浑身臭汗还嫌慢。这种团结，我敬谢不敏。”
一时，旁听席轰然大笑。
胡善称说：“讲你的辩诉，马与本案无关！”
“好，言归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