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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观的，但我恰恰这时候出生了。
1966…1968年
我对“武斗”的印象是一阵枪声，与我家后窗隔河相望的是水泥厂的一座大窑，夜里有人在高高的窑顶打枪，子弹穿透了我家后门的门板。我有个印象，母亲深更半夜用棉被包住我，把我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外婆房间里去睡。
我家临街的墙上刷写着打倒×××、××的标语，墨迹非常牢固，几年未褪。又过了几年，被打倒的×××、××都成了赫赫有名的领导。
一个干瘦的中年女人经常挂着纸牌在街上走来走去。现在我回家偶尔还看见她，脑子里立刻闪过“历史”这个沉重的字眼。
1969年
秋季入学，在一所由教堂改建的小学校里。一群小孩按身高、性别排座位，我左边是个漂亮的穿红裙的小女孩，右边是一个很脏很难看的拖鼻涕的小女孩，偏偏让我跟那拖鼻涕的同座，心里恨恨的，对此居然至今不能释情，可见人不管什么时候都向往着“美”。
1972年
患了很严重的肾炎，好像血液也有点问题，有段时间很危险。母亲常常哭，父亲每隔3天就用自行车驮着我去看一个老中医。
我在一张竹榻上躺着，自己在煤炉上熬中药喝，邻居都说这孩子乖，其实孩子也怕死，假如没有死的威胁，我就不会那么乖了。
就这么躺了大半年时间，随手拿起姐姐借来的小说，居然能看个大概意思了。也许是最早的文学启蒙。
有了最早的文学创作，是模仿流行的农村小说罗列的一张人物表，人物有党书支、民兵队长、妇女主任、地主、富农，每个人物都有与其身份相称的革命或反动的名字。
1975…1980年
中学时代了，那时我穿着蓝色或灰色的中山装，据说是老气横秋的。
当了学生干部却缺乏应有的能力。功课不错，尤其是作文深得老师赏识，经常被推荐参加竞赛或展览什么的，使虚荣心得到满足。
放学后开始写诗，吟诵我家后窗外那条黑不溜秋的河，还写了一篇散文寄给报社，天天注意那家报纸，这样煎熬了半个月，散文被退回来了。
1980…1984年
1980年考上北京师大中文系，从此离开苏州这个典型的南方城市，我的新生活从此开始。那是真正的学院式的教育，我从中受益匪浅。尽管与别的同学相比，我的行踪颇为自由散漫，时间基本上全花在阅读小说和文学杂志上。
中文系的学生起码有一半想当诗人或作家，我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起初每天必须去教室写一首诗，必须去无病呻吟一番才觉得充实。特别崇拜当时风靡一时的几位青年诗人。
终于迎来了1983年，我寄往全国各杂志的一堆小说和诗歌终于有了福音，这一年的《星星》诗刊和《飞天》分别发表了我的4首诗歌。然后《青春》和《百花园》分别发表了我的两篇小说。我狂喜万分，有一种找到光明，前途无量的骄矜和自傲，从此确立了要当作家的宏大理想。
整个大学时代我发表35篇小说，现在都不好意思收入集子出版，但是一直认真的珍藏至今。
我记得那时候非常急于把自己打扮成孤独者形象，渴望独来独往，远离人群，每天在校园里或者北太平庄一带走走停停，神情忧郁地思考一些人生的痛苦和矛盾，特别钦佩那些有自杀欲望的同学，但是我一旦去想那些抽象的深刻的问题，脑子立刻就成一团浆糊。后来发现不自量力，就开始迷恋那些简单的体力输出，于是成了篮球场的常客，不管什么天气必须去，这似乎跟我机械的僵硬的性格有关。
20岁的年纪在北京是一棵歪歪斜斜的树，我无法判定我是一棵什么样的树，生活、爱情、政治、文化、东南西北风都轻而易举地袭击了我。我现在依稀能闻见一股青春的气味在荡漾，我怀念这种曾经有过的气息。
1984年我毕业分配到一所艺术学院工作，那一年我22岁，比这所大学的大部分学生年龄还小一些。我喜欢这个小小的形状像盆地的学校，我喜欢那些穿衣服穿得标新立异和常常在路上引吭高歌的学生，要知道我是个崇尚艺术的人，但是我很快发现我在这里是个局外人，别人都忙忙碌碌的，我却每天在做辅导员的工作。辅导什么？我不知道，我记得我主要是为学生领取助学金，召集卫生清扫，唯一一次出差是去外地调查一个女学生的不检点的私生活。
我每天在宿舍里写我的小说。
我写了一堆小说，拼命塞给南京的一些文学编辑看，希望他们常识并发现我，另一方面我的灼热的投稿机器也一直隆隆运行着，无法停止。我把自己想象成马丁·伊登，我比他更加渴望成为作家。
初到南京，开始挣工资，一切都是新的开始。我认识了一些志趣相投爱好文学的朋友，他们使我的生活忙碌而充实起来。通过其中的几位朋友，我朝文学圈子里试试探探地伸入一只脚，与文学圈发生联系使我非常激动，我总在暗暗地想，他们快要赏识我了，他们在谈论我的小说了。
那一年我写了短篇小说《桑园留念》，是我第一篇真正的小说。
1985…1986年
1985年底，我离开艺术学院到《钟山》杂志做了编辑，这个称心如意的职业来之不易，一是靠朋友的帮忙，二是靠我发表过的那些小说。
《钟山》编辑部周围有一个非常好的文学氛围，在这里每天所干的事所遇见的人都与文学有关，还经常坐飞机却外地找知名作家组稿，我的生活一下子充满了阳光。
但是我的小说稿依然像放养的家鸽飞回案头，这使我很沮丧，直到1986年下半年，《十月》杂志上登了我的一个短篇，这是我第一次在有名的大刊物上发表作品。
又过了两个月，《收获》杂志也发表了我的另一个短篇。我觉得希望之门已经向我开启了。
无数个夜晚，我睡在编辑部一堆办公桌的空隙里，一张钢丝床、一支钢笔和用不完的稿纸，冬天生煤炉取暖，夏天点蚊香熏虫，每天都在那座宫殿式的房子里写我的小说。每隔一个月就回苏州看看我的父亲，并和一个邻居姑娘谈了恋爱。
那样的生活很有规律，同时也很有野心。因为我看见那扇希望之门已经可以容我侧身通过了。
1987…1988年
我记得1987年2月是我的好运月，当时引人注目的3家刊物《上海文学》、《北京文学》、《解放军文艺》同时在二月号上发表了我的短篇。奇怪的是，自此没有谁来阻挠我的强烈的发表欲望了，那些周游的全国的稿件一一有了令人满意的答覆，自此上帝开始保佑我这个被文学所折磨的苦孩子。
我觉得我应该结婚了，于是我和我妻子就结婚了。现在翻开我的结婚照。一副肥大头大耳红光满面踌躇满志的劲头，过早认为自己已经功成名就。
1989年
1989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我不必从头细说。我只记得我的生活在这一年里变化太大了。
我女儿天米是这年2月出生的，我做了爸爸，对于妻子女儿我都有太多的愧疚。我一个人在南京过逍遥自在的日子，妻子在苏州拉扯着女儿。我的懒惰和自私几乎酿成过大祸。那是妻子怀孕7个月的时候，有一天我回苏州，恰好妻子那天原因未明地咯血，是在深夜，妻子用脸盆接住那些血，她见我睡着了不忍叫醒我，但我醒来了，我看见了脸盆里的半盆血，但我说，怎么吐了这么多血？说完就又睡着了。我妻子第二天住进了医院，医生说若再拖延就大人孩子都危险了。我惊出一身冷汗，在医院陪伴妻子时，我经常接受一种残酷的拷问，你是人还是畜牲？我当然要做人，也许我的懒惰和自私的习性从此有所好转了。
1989年国庆节前夕，我母亲被检查出患了癌症，动手术后的某天，我在去医院的路上顺便拐进邮局，买了一本刚出版的《收获》杂志，上面登载了后来给我带来了好运的《妻妾成群》，现在我常常想起这里面的因果联系，想想就不敢想了。因为我害怕我的好运最终给母亲带来了厄运。当我在我的文学路上“飞黄腾达”的时候，我母亲的生命却在一天天黯淡下去，我无法确定这种因果关系，我害怕这种因果关系。
1990年
炎夏之际，我抱着呀呀学语的女儿站在母亲的病榻前，女儿已经会叫奶奶，母亲回报以宁静而幸福的微笑。我在一边心如刀绞，深感轮回世界的变幻无常。我有了可爱的女儿，慈爱的母亲却在弥留之际。
7月母亲去世，她才56